49年，張發奎想發動“二次西安事變”強扣蔣氏，李宗仁：萬萬不可

1948年12月的南京，夜風穿過總統府的廊柱，守衛們抱著步槍直跺腳取暖。此時，內戰局勢已無可逆轉，前線敗報一封接一封，蔣介石的辭職傳聞不脛而走。不到一個月，1949年1月21日，蔣被逼宣布下野，副總統李宗仁臨時接任。國民黨高層表面一派“代總統”新局，骨子里卻是山頭并起、裂痕縱橫。

李宗仁剛坐進南京的那把椅子，就發現桌上電話常常響起卻無信號——軍機、財政、電臺仍在溪口。有意思的是，蔣在故鄉接通了七座電臺，暗線聯結各地“嫡系”，對外卻說“我只休養”。電波里，他親自干預國共和談，調走桂系駐粵部隊，還把277萬兩黃金與大批文物裝船東渡。南方主政者只能干瞪眼。

廣州方面最先爆出怒火。2月初，北伐名將張發奎南下，見到李宗仁開門見山：“把委員長請來廣州，留下，他的電臺就斷了。”說罷，他抬手在桌面上重重一拍。這番話只是一個開場，真正的籌劃得從西南各省的通電怨聲中汲取燃料。

張發奎不是無名小卒。當年汀泗橋、賀勝橋連勝吳佩孚，第四軍“鐵軍”之名赫赫。可在蔣介石眼中，他的“舊第四軍”背景成了可疑標記，多年受壓制。眼看蔣退而不休，他自覺天賜良機。桂系與粵系有嫌隙，卻同樣受蔣鉗制，他想借李宗仁的名義，來一次“抓蔣”合奏。

李宗仁卻搖頭：“德鄰，這事做不得。”他掰著指頭算：兵力被抽空，國庫搬空，真把蔣扣下也換不回黃金和部隊；再壞點，兩廣若陷內訌，解放軍兵臨城下時便毫無回旋余地。“那是徒招惡名。”李宗仁言辭堅決。張發奎扳著胡子，仍不死心：“德鄰，你就是膽子小！”雙方不歡而散。

蔣介石對可能的突襲不是毫無警覺。3月，他再度飛抵廣州，所到之處皆布滿便衣與憲兵。歡迎宴設在迎賓館，蔣經國親自待在后廚，一道菜一道菜驗嘗。席間，氣氛尷尬到極點，連李宗仁都暗暗感嘆：再想扣人，怕是難上加難。

廣東不成，云南又起波瀾。“云南王”盧漢心中舊恨極深。1945年，龍云被蔣調虎離山、杜聿明奪權，傷透了盧漢的“兄弟心”。1949年夏，他悄悄飛桂林見李宗仁，酒過三巡低聲說：“要不把政府遷昆明，等他來了，我一刀一刀割……”話沒說完，李宗仁擺手制止，臉色煞白。

西南局勢愈發詭譎。四川劉文輝、鄧錫侯與解放軍暗通聲息，也在醞釀“留客”之計。同年12月初，蔣電召二人赴溪口議事，兩人找借口拖延，7日便聯電宣布起義。若不是胡宗南搶先護駕，蔣怕真要再嘗“捉放曹”的舊夢。

扣蔣的風聲從大陸刮到臺灣。1964年1月，湖口裝甲兵檢閱場上，副司令趙志華忽然高喊“清君側”，炮口差點對準中樞。再往前，1955年的“孫立人案”同樣觸及蔣的神經——遠在東南一隅，仍不得安寢。

不難發現，這些“抓蔣”計劃大都出自昔日同袍或地方實力派之手。原因復雜，核心卻在人事的刻意偏倚與資源的單向虹吸。蔣介石用人唯親，“中央軍”連年吃緊俸，“雜牌軍”則被迫漂泊西征；財政、黃金、物資集中于一人一系，疏離了無數曾浴血北伐、抗戰的舊部。怨氣積蓄，紙終難包火。

歷史沒有假設。張發奎的“二次西安事變”終究停在酒桌爭辯；李宗仁的克制換來了一點顏面，卻換不來敗局的逆轉。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再度倉皇離開成都，從此與大陸山河對岸相望，昔日各懷鬼胎的將領們則以不同的方式選擇了結局。有人起義，有人遠遁，有人在孤島沉默終老。

回首1949年春夏之交，西南與華南的密談與風聲若隱若現，如江面薄霧，終究散去。然而那幾次“想抓卻抓不到”的驚險，將決策者與舊部之間的裂痕照得通明，也讓國民黨最后的權力拼圖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