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3日凌晨,羅布泊的夜色像一口倒扣的黑鍋,冷風吹得人直哆嗦。李旭閣把軍大衣往上攏,緊跟在副總參謀長張愛萍身后,踉蹌踏進指揮帳篷。就在三天前,他還答應妻子耿素墨,周末帶孩子去郊外放風箏,一通急電卻把行程全部打亂。
“這事關經國大事,準備跟我走一趟。”張愛萍語速很快,卻壓得極低。李旭閣點頭,沒有多問。軍人的直覺告訴他,這趟差非同小可。往返的專機已停在西苑機場,起落時間被寫進絕密通報,只留一句話——務必人到,務必守口如瓶。
羅布泊之前,李旭閣的履歷早已寫滿硝煙。1942年他24歲,賀蘭山剿匪帶出來一個營,還順手寫了首帶火藥味的小詩;1951年跨過鴨綠江,他指揮的連隊在龍源里嚴冬伏擊,收到嘉獎電。那幾年,前線電臺里一遍遍呼叫的“彭德懷”與“克拉克”名字,如今想起仍讓人血脈僨張。
戰火淬煉了膽魄,也練就了筆頭。總參謀部1954年抽調干部,強調兩條:打過仗、會寫字。李旭閣正合適,于是進了作戰部。可他沒想到,十年后自己會被點名負責一場“從未有人干過,也絕不能失敗”的任務——中國第一次原子彈試驗辦公室主任。
在基地,煉鋼的轟鳴、化學藥劑的刺鼻味交織成古怪交響。張愛萍領著他穿過防爆門,順手拍拍那扇厚重的鉛板,笑曰:“這門,一百噸TNT也掀不翻。”夜里散步,李旭閣問起“596”代號的來歷。張愛萍停下腳步:“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專家全撤了,賬要自己算,我們就把那天記下來,別忘了這口氣。”話音不高,像戈壁上的風,卻透著金屬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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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后,任命文件壓著紅頭批示擺到案頭。除了七位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彭真和三位軍委老總,能讀到這份文件的就只有當事人自己。李旭閣回家待了一夜,只對妻子說了句:“素墨,這趟出門,可能得多靠你撐著家。”耿素墨沉默點頭,沒追問一句。老戰士都懂分寸。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時,新疆上空云層翻滾,蘑菇云托著熾白火球沖天而起。幾秒后,地動如雷。望著儀器指針狂跳,張愛萍握緊拳頭:“成了!”現場一片歡呼。可他隨即皺眉:“鐵塔剩幾段?周邊輻射強度多少?必須有人去。”話音剛落,李旭閣搶前一步:“我去!”那天他乘直升機低空掠過爆心,回來時靴底還帶著焦土。
自此,中國躋身核大國行列。誰也沒想到,當年的核輻射后遺癥會在幾十年后追上這位老兵。2001年4月,李旭閣被確診肺癌。醫生詢問既往史,他擺擺手:“那年進爆心,值。”簡單兩個字,像又回到賀蘭山的槍聲里。
張愛萍對這位愛將的信任從未動搖。第二次核試驗成功后,導彈部隊——后來人稱“第二炮兵”——宣告成立。張愛萍一口氣把李旭閣要去做隨行參謀,理由直白:“開會我連秘書都不帶,只帶你。”這句話在軍中流傳很久,成為后輩口口相傳的佳話。
1982年春,軍委人事調整。張愛萍寫了一份推薦報告,筆鋒干脆:“李旭閣可任第二炮兵副司令,三年后挑大梁。”很多人疑惑:一個搞作戰出身的參謀,能扛得起技術兵種大旗?結果證明,敢闖的人往往也最懂學習。他推行科學化訓練,整合數據測算系統,還把野外生存演練的那套“硬骨頭”作風植進導彈陣地。
時間跳到2003年7月5日。張愛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噩耗見報,李旭閣夫婦下午就趕到靈堂,在花圈前久久佇立。七天后,八寶山青煙繚繞,兩位白發老兵再鞠一躬,眼眶俱紅。返家當夜,李旭閣拿起毛筆,寫下“送君遠行不勝悲,從此人天路相違……”一氣呵成,墨跡未干,淚已涌出。熟悉內情者念罷這首詩,只道一句:“不愧是張老的愛將!”
兩年后,2005年深秋,李旭閣病情惡化。他拒用嗎啡,轉向窗外,低聲道:“任務交班了,我不欠誰。”這一幕,護士事后回憶仍唏噓。翌晨,李旭閣安靜離世,終年87歲。
青山無語,卻記得他們的腳印;導彈沉默,卻閃著他們點燃的第一道火光。后來者若踏進羅布泊,沙礫里仍能翻到當年爆炸后高溫熔成的黑色玻璃,那是1964年的巖漿,也是一代人的熱血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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