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10月，金門島古寧頭灘頭。
硝煙散去，整整三天的死磕終于畫上了句號。
解放軍登陸的那九千多號人，幾乎全部把命留在了這片沙灘上。
戰壕對面，作為守軍指揮官的胡璉，懸著的心總算落了地。
這回，他守住了。
但也正是因為這場慘勝，讓不少后來看歷史的人驚出了一身冷汗：要是把日歷往前翻半年，給胡璉在江西的擴軍大計留足時間，那年的長江天險，解放軍還能那么順利地跨過去嗎？
這想法可不是瞎操心。
把目光挪回1949年4月的那個春天，長江兩岸其實正經歷著一場要在秒表上決生死的“時間競速”。
賽道的一頭，是想靠政治談判拖延日子的國民黨當局；另一頭，是必須在洪水滔天和敵軍成型前沖過大江的解放軍。
最后定輸贏的那個時間差，竟然只有區區九天。
先把鏡頭拉回1949年年初。
那會兒淮海戰役剛打完，胡璉簡直是從閻王殿里爬出來的。
雙堆集那個修羅場，黃維兵團被包了餃子，胡璉突圍的時候，后背硬生生嵌進去三十多塊彈片，好歹是撿回了一條命。
照理說，這人算是廢了。
兵打光了，身體垮了，精氣神也沒了。
可蔣介石偏偏不這么想。
老蔣那會兒缺人缺瘋了，尤其是缺這種打起仗來不要命的“瘋子”。
一道手令下來，胡璉成了第二編練司令部的司令，給他的活兒就一樣：去江西，哪怕是變戲法，也得給我變出一支隊伍來。
等胡璉拖著傷軀到了江西，手底下就只有從淮海戰場帶出來的兩千多個殘兵敗將。
這點人往長江里一撒，連個水花都看不見。
但他肚子里有一套狠毒卻極其實用的算盤。
搞動員？
沒時間。
做宣傳？
來不及。
體檢？
免了。
他直接把征兵搞成了“硬性攤派”。
在江西地界，胡璉整出了個讓地方官聽了都哆嗦的政策：“一甲一兵”。
啥意思呢？
每十二戶人家，必須交出一個壯丁。
沒得商量，必須給。
緊跟著就是“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為軍”。
他把江西地圖畫成一個個方塊，每個格子里都得把人頭填滿。
這法子靈嗎？
那是相當靈。
沒過多久，胡璉的花名冊上，憑空多出了十多萬人的編制。
人頭湊齊了，家伙事兒呢？
國防部的軍火庫指望不上，好東西都優先運去臺灣了。
胡璉也沒在那兒干瞪眼，為了搞裝備，這人是真敢豁出命去。
他自己掏腰包籌錢，跑去昆明掃貨，買了一批國產槍，然后找來民航飛機，硬生生把這批武器空運到了汕頭。
這還不算完，他在南昌、杭州、南京到處設點收容舊部，只要你說是老部下，立馬歸隊。
等到1949年4月，胡璉手里已經攥著一張嚇人的牌：號稱十幾萬大軍，架子搭起來了，人填進去了，就連槍桿子也配得七七八八。
雖說這幫新兵蛋子還在拿木棍當槍使，雖說這支隊伍還沒啥戰斗力，可只要再給他兩個月——不，哪怕再給一個月，這十幾萬人就能變成真正的殺人機器。
這時候，時間就是那個能要命的變數。
再看江北那一頭。
對于解放軍總前委的大佬們來說，眼前的局面怪得很。
論軍事，百萬大軍的刺刀已經頂到了對手的鼻子尖上；可論政治，北平那邊的和平談判桌還沒撤呢。
是打，還是接著等？
按最早的盤算，過江的日子定在了4月15日。
前線的工兵把江水的流速測了一遍又一遍，炮兵陣地偽裝得跟樹林子一樣，戰士們就在船艙里睡覺，隨時準備起錨。
可偏偏在4月11日，中央軍委發來了一封電報：
“看談判的情況，咱們過江的時間得往后推一個禮拜。”
起止時間，從15號一下子推到了22號。
這封電報讓前線的指揮員們心里“咯噔”一下，涼了半截。
倒不是不想聽指揮，實在是老天爺不賞臉。
粟裕當時在心里盤算了一筆極其兇險的賬：
頭一個，桃花汛要來了。
長江的水位眼瞅著天天漲，水流越來越急。
真要再拖下去，原本備好的小木船可能就廢了。
一旦拖進梅雨季節，江面一寬，風浪一大，這百萬旱鴨子下水就是去喂魚。
再一個，是吃飯問題。
補給線已經繃到了極限，再耗下去，不用打仗，部隊自己就得餓散架。
第三個，就是對岸那個正在瘋長的“怪物”。
情報擺在桌上，雖說湯恩伯那70萬江防部隊大半是驚弓之鳥，可胡璉在江西的動作太快了，快得讓人心里發毛。
如果為了談判再拖一個月，等江水漲起來，等胡璉把那十幾萬拿鋤頭的手練成了扣扳機的手，這仗還怎么打？
那幾天，絕對是戰爭史上最壓抑的時刻。
4月15日，原本定好的開戰日，江面上一片死寂。
戰士們不知道命令推遲了，只是在船上默默地擦槍，空氣緊得像要爆炸。
粟裕一邊看表，一邊看天。
他在賭，賭談判破裂的時間，能跑在洪水到來的前頭。
4月20日，轉機來了，或者說，最后的紅線到了。
北平那邊談崩了，國民黨當局死活不簽字。
幾乎就在同一會兒，江北的風向轉成了南風，江面起了霧，水位雖說在漲，但這會兒還能對付。
不能再死等那個“22日”的最后期限了。
4月20日夜里，沒有任何預兆，長江北岸的三線陣地，幾百門大炮同時撕開了夜幕。
渡江戰役，提前開打。
后來的事兒證明，這個決定簡直是卡著秒表做出來的。
解放軍過江的勢頭跟推土機一樣。
南京那邊的防線，湯恩伯也就撐了三天。
4月23日，紅旗就插上了南京總統府。
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
真正決定生死的棋，下在了江西。
當解放軍的洪流沖進江西地界時，胡璉那支“速成大軍”正在搞最后的整編。
他終究沒等到那救命的最后幾周。
前線一被捅破，胡璉手里那些拿著木棍、剛放下鋤頭的新兵蛋子瞬間就炸了窩。
5月1日，鷹潭丟了。
5月13日，南城也丟了。
胡璉本來打算靠著江西的山頭層層阻擊，可眼下，他除了跑沒別的招。
后勤一斷，新兵開始漫山遍野地逃。
所謂的“十幾萬大軍”，在撤退路上跟雪崩一樣化了個干凈。
地方保安團直接散伙，被強抓來的壯丁把槍一扔就跑回家抱孩子去了。
胡璉帶著殘兵敗將一路狂奔，經瑞金退往廣東，最后從汕頭坐船出海。
等到他最后撤到福建沿海的時候，手里能用的兵甚至不到五萬。
那場轟轟烈烈的“一甲一兵”擴軍大夢，因為戰線的瞬間崩盤，徹底變成了一堆廢紙。
回過頭來琢磨，這當中的時間差，滿打滿算只有九天。
從4月11日推遲命令，到4月20日果斷開火。
要是當時為了所謂的政治影響，再多磨嘰半個月？
要是等到桃花汛徹底爆發，木船過不去江？
那胡璉在江西就真的站穩了腳跟。
他手里那十幾萬人一旦練出來、槍配齊，那就是這道防線上最硬的一顆釘子。
打仗這事兒，有時候贏不在槍多，而在于誰更懂得“止損”。
解放軍在最后一刻選擇了不等，硬是搶回了戰役的主動權。
而胡璉，雖說半年后在金門證明了他確實有兩把刷子，但在長江邊上，他輸給了時間。
1949年的那個春天，長江的水位每小時都在往上漲，每一寸上漲的水位，都是在給戰爭倒計時。
那個決定開火的晚上，炮彈不光炸碎了湯恩伯的防線，也徹底切斷了國民黨軍在江南重組的所有念想。
這筆賬，粟裕算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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