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趙宗禮開著海軍中將座駕投誠，獲600兩黃金并授予軍銜

1975年冬夜，北京海軍大院燈火通明，北海艦隊的一個技術講評會上，幾名年輕駕駛員圍著一位中年少尉不斷發問。有人好奇地低聲嘀咕：“他當年真是開著國民黨中將的船跑過來的？”中年人沒接茬，只是摸了摸袖口里那枚暗紅色的軍功章。十一個寒暑，一段驚險旅程仍像海風般縈繞。時針撥回到1964年夏天，一切才剛剛啟動。

1964年7月12日拂曉，金門料峭的潮風帶著腥咸味兒直往臉上撲。碼頭上那艘編號L119的美制登陸艇屬海軍中將曹仲周專用，艇尾掛著青天白日旗，清晨照例無人敢擅自靠近。趙宗禮卻在陰影里盯了它整整半個月，對螺旋槳轉速、油路閘閥和電臺頻率熟得像背自己名字。

對岸廈門港的岸防觀察所凌晨四點記錄到微弱的燈號。值班參謀第一反應是“敵情偵察”，炮擊口令剛要下達，無線電里卻傳來急促而帶山東口音的喊話：“同志們，我是起義的！”隨后，一面倒掛的青天白日旗迎風翻動。戰士們愣了幾秒才意識到，這不是演習。

趙宗禮出生于1928年山東濰坊，六歲跟父母逃荒到青島，窮孩子能趕上小學生報童的活兒已經算走運。1946年初，他在送報途中被巡邏憲兵一把推上卡車——補充兵源的方式粗暴得像抓壯丁。簽字那刻，他連“趙兵”還是“趙民”都沒弄明白，與其說參軍，不如說被綁進了隊伍。

入伍第二年，他因頂撞軍官吃了一個冤獄。短短三個月的鐵窗生活讓他看透，國民黨體系里小兵的命價廉得像擦槍布。1949年淮海戰役尾聲前夕，整船整船的海軍被匆匆派往臺灣，他被編進海軍第三游擊支隊，成為通信兼舵手。從那時起，想法悄悄發芽：總有一天要回家。

半個世紀前的臺灣海軍營區，廣播里反復播放“復興大陸”口號，可晚上站在甲板上，士兵們談得最多的卻是家鄉的高粱、炊煙和母親的咸菜。1955年“八二三”炮戰后，前線對峙日趨緊繃，福建沿岸設置了大功率喊話器，內容從政策到親人來信，混合著熟悉的鄉音。“趙伙計，趕緊回來吧，娘盼你呢。”這句話讓很多人紅了眼，包括趙宗禮。

與其等命令，不如先練本領。1960年至1964年，他每天泡在機艙，研究發動機爆震規律；夜深人靜時，獨自把登艇、啟艇、倒艇動作拆成秒表計時的步驟。長官們看重的是他的技術，紛紛給他遞煙拍肩膀，沒人想到這位模范舵手真正盤算的是一場“單人海上機動”。

機會往往藏在細節里。1964年夏，曹仲周計劃檢閱金門外島哨所，專用登陸艇需要隨叫隨走，纜繩干脆索性松著。巡邏排的兩名士兵半夜跑去打盹，趙宗禮把這叫“天賜良機”。凌晨兩點，他拎著工具包，像往常檢修那樣跳上舷梯，三分鐘內啟動柴油機，螺旋槳劃開漆黑海面，一團白浪拖著他奔向西北方向的燈火。

海峽中段暗礁林立，加之國民黨海防雷達發覺異常，兩架F-86戰機采取超低空驅離。趙宗禮關掉導航燈，用浪峰遮蔽，靠著海圖記憶不斷調整航向。追蹤持續了二十七分鐘，戰機油量告急返航，這才給了他喘息空間。說到底，他賭的是敵軍“只敢嚇、不敢炸”——艇上終歸貼著中將番號，真炸沉難以交代。

凌晨五點半，廈門港防區的高頻雷達捕捉到雷達截面較大的目標逼近。岸炮、獵潛艇和搜索燈一齊對準海面，局面一觸即發。趙宗禮把那面旗幟倒掛，再猛烈地鳴笛，把船頭高高揚起——這套“身份聲明”在海軍行話里叫“反掛旗”。觀察哨確認后，岸炮群停止瞄準，獵潛艇改為護航，他這才放緩油門，滿臉鹽漬踏上碼頭。

“同志，我叫趙宗禮，請組織驗收！”這是唯一一句官方記錄下來的對話，音還帶著山東腔。隨船抵達的還有滿滿兩艙作戰資料、無線電密碼、海圖和油料清單。鑒于情報價值與風險評估，海軍政治部很快批示：獎勵黃金六百兩、授予北海艦隊少尉軍銜、安排技術崗位。那年他三十六歲，第一次穿上印著紅五星的制服。

六百兩黃金折算為人民幣后，他留下一小部分寄回山東老家，其余全部通過海軍后勤部捐給救護船隊，理由只有一句：“船上兄弟多，傷員多，錢該花到刀口上。”此舉在老兵間傳為佳話，更為他贏得了“趙少尉說到做到”的評價。

北海艦隊隨后調他去驅逐艦支隊擔任操艇教練。風大浪急的黃海練兵場，他把“快速脫險”“單人遠航”等內容拆解成課堂；年輕水兵圍著他問：“老趙，您那天怕不怕？”他咧嘴一笑：“怕，但更想見娘。”樸素五個字，讓聽的人沉默良久。

1970年代初，海軍內部開始匯編起義人員技術成果，他寫下三萬字心得：《小噸位登陸艇遠航操縱與緊急規避》。文章沒有豪言壯語，開篇只一句：海圖、羅盤、油料、膽子，缺一不可。結尾處，他讓編輯刪去所有頌詞，只留下附表和操作流程，說“給后來人看，少走彎路。”

趙宗禮退休時，上級想安排一次事跡報告會，他婉拒，只提了個小要求：把那艘當年起義的舊艇拖到青島海軍博物館。理由簡單——一條小船改變不了大局，卻能告訴后人：在選擇面前，總有人敢把舵打向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