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副旅長黃驊：開會時被旅長派人暗殺，犧牲時年僅32歲

1943年六月的一個悶熱黃昏，冀魯邊區(qū)新海縣大趙村田野寂靜，忽然傳來短促槍聲。不到一分鐘，副旅長黃驊倒在血泊中，身旁文件散落一地，三十二歲的生命戛然而止。行兇者并非日軍，也非偽軍，而是他曾誓言并肩作戰(zhàn)的頂頭上司——旅長邢仁甫指使的手槍隊。

守在村口的民兵遠遠看見槍口冒火，還以為小股日偽來襲。等探明真相，所有人噤若寒蟬：自己人扣動了扳機。對部隊而言，這比敵人偷襲更沉重，信任的堤壩似乎在一瞬間坍塌。可要理解這枚子彈如何最終射向同志，還得把目光拉回到數(shù)年前。

1911年3月生于湖南茶陵的黃驊，從少年時代就鉆進了湘贛邊崇山峻嶺里的紅軍隊伍。十九歲那年，他隨著中央紅軍踏上長征，過雪山，進草地，腿肚子凍傷，仍咬牙扛機槍翻越夾金山。長征勝利時，他不過二十四歲，卻已是屢立戰(zhàn)功的老兵，信念堅定，作風硬朗。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黃驊調入八路軍一一五師，先任連長、營長，再晉升團參謀長。戰(zhàn)士們認可他，不為官架子，只認打仗本事。餓了蹲在地上啃窩頭，冷了裹條破棉被，敵機轟炸也沒躲進防空洞。用他的話說：“咱若怕死，誰替老百姓擋炮火？”

1941年冬，冀魯邊區(qū)教導第六旅營盤混亂。槍械散放，傷病員缺藥，報銷制度糊涂賬連篇。上級找來“硬骨頭”補位，讓他任副旅長兼參謀長。沒幾個月，營房修葺、武器點驗、后勤補給一一到位，戰(zhàn)士們訓練聲響徹葦海。部隊面貌驟變，卻也在悄悄攪動高層的暗流。

旅長邢仁甫本是老資格。1937年，他把一支地方武裝拉成冀魯邊洋槍隊，闖下鹽山、樂陵等戰(zhàn)功。可頻繁勝利沒澆滅他的私欲，反而讓享樂心膨脹。繳獲物資成了個人家底，宣傳干事宋魁玲被強收作妾，安樂島專門給他修了小洋樓。戰(zhàn)士們背地里嘀咕“邢司令更像個土財主”。

黃驊多次據(jù)理力爭，先是內部談心，繼而電請政委周貫五回部調查。會上，黃驊直言：“紀律松一寸，陣地退一尺。”邢仁甫表面陪笑，背后卻咬牙切齒。那一晚，他對親信陰聲說：“樹大了，得砍。”十幾個字埋下禍根。

1943年春，軍區(qū)決定讓邢仁甫赴延安學習，旅務由黃驊主持。這在正規(guī)部隊里再正常不過，卻被邢解讀成“奪兵權”。他一邊推托“青紗帳未長，交通不便”，一邊密召親信商量“除害”。執(zhí)行人選落在旅手槍隊長馮冠奎——出身土匪，打槍狠辣。

6月29日，黃驊到大趙村布置秋季反“掃蕩”。次日傍晚，會場僅有幾盞煤油燈。馮冠奎假借送文件闖入，槍聲乍起，黃驊胸口中彈，未及拔槍便倒下。同席的王作堯、張侃、顏士諤、邢其祥相繼犧牲。臨終前，黃驊只留下四字：“守住根據(jù)地。”

噩耗震驚冀魯邊。115師政治部主任肖華趕到現(xiàn)場，見五副染血的軍裝，聲音嘶啞：“這是什么價！”軍區(qū)旋即反擊，逮捕數(shù)名同謀，唯獨主犯邢仁甫逃之夭夭。他挾持少數(shù)死黨，帶著黃金和宋魁玲夜走渤海灣，后潛入天津，貼身保鏢手里依舊拎著那把行兇手槍。

失了立足之地，他干脆投奔日本特務機關，寫《效忠天皇》討賞，掛名“津南六縣剿共司令”，成了日偽狗腿。1945年日本投降，他又火速易名“羅鎮(zhèn)”，換上國民黨軍統(tǒng)軍服，官至保安司令，自以為天衣無縫。誰知歷史記賬，從不漏賬。

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奇襲津門。邢仁甫裝成難民混出城，在西站被群眾指認。戰(zhàn)犯押解到北京收審，他試圖以“功勞簿”替命，審訊員只淡淡一句：“功是功，罪是罪。”卷宗厚如磚，每一頁都寫著村民血淚與黃驊之死。

1950年9月7日，河北鹽山，十萬鄉(xiāng)親擠滿廣場。宣判書讀罷，邢仁甫面色蠟黃，昔日豪橫不存。隨著槍聲響起，叛徒的自負、貪婪與恐懼在塵土里散去。現(xiàn)場老兵攥緊帽檐，沉默不語，仿佛那聲槍響才真正替黃驊討回公道。

同年冬，冀魯邊行政公署提案，將新海縣更名“黃驊縣”，紀念這位用生命守紀律的副旅長。1953年，戰(zhàn)友們把他的遺骸安葬在濟南英雄山。清晨的烈士陵園里，松風掠過石階，墓前三聲軍號，似在告訴遠行的英靈：陣地未失，信義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