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六月的一個悶熱黃昏,冀魯邊區(qū)新海縣大趙村田野寂靜,忽然傳來短促槍聲。不到一分鐘,副旅長黃驊倒在血泊中,身旁文件散落一地,三十二歲的生命戛然而止。行兇者并非日軍,也非偽軍,而是他曾誓言并肩作戰(zhàn)的頂頭上司——旅長邢仁甫指使的手槍隊。
守在村口的民兵遠遠看見槍口冒火,還以為小股日偽來襲。等探明真相,所有人噤若寒蟬:自己人扣動了扳機。對部隊而言,這比敵人偷襲更沉重,信任的堤壩似乎在一瞬間坍塌。可要理解這枚子彈如何最終射向同志,還得把目光拉回到數(shù)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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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生于湖南茶陵的黃驊,從少年時代就鉆進了湘贛邊崇山峻嶺里的紅軍隊伍。十九歲那年,他隨著中央紅軍踏上長征,過雪山,進草地,腿肚子凍傷,仍咬牙扛機槍翻越夾金山。長征勝利時,他不過二十四歲,卻已是屢立戰(zhàn)功的老兵,信念堅定,作風硬朗。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黃驊調入八路軍一一五師,先任連長、營長,再晉升團參謀長。戰(zhàn)士們認可他,不為官架子,只認打仗本事。餓了蹲在地上啃窩頭,冷了裹條破棉被,敵機轟炸也沒躲進防空洞。用他的話說:“咱若怕死,誰替老百姓擋炮火?”
1941年冬,冀魯邊區(qū)教導第六旅營盤混亂。槍械散放,傷病員缺藥,報銷制度糊涂賬連篇。上級找來“硬骨頭”補位,讓他任副旅長兼參謀長。沒幾個月,營房修葺、武器點驗、后勤補給一一到位,戰(zhàn)士們訓練聲響徹葦海。部隊面貌驟變,卻也在悄悄攪動高層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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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長邢仁甫本是老資格。1937年,他把一支地方武裝拉成冀魯邊洋槍隊,闖下鹽山、樂陵等戰(zhàn)功。可頻繁勝利沒澆滅他的私欲,反而讓享樂心膨脹。繳獲物資成了個人家底,宣傳干事宋魁玲被強收作妾,安樂島專門給他修了小洋樓。戰(zhàn)士們背地里嘀咕“邢司令更像個土財主”。
黃驊多次據(jù)理力爭,先是內部談心,繼而電請政委周貫五回部調查。會上,黃驊直言:“紀律松一寸,陣地退一尺。”邢仁甫表面陪笑,背后卻咬牙切齒。那一晚,他對親信陰聲說:“樹大了,得砍。”十幾個字埋下禍根。
1943年春,軍區(qū)決定讓邢仁甫赴延安學習,旅務由黃驊主持。這在正規(guī)部隊里再正常不過,卻被邢解讀成“奪兵權”。他一邊推托“青紗帳未長,交通不便”,一邊密召親信商量“除害”。執(zhí)行人選落在旅手槍隊長馮冠奎——出身土匪,打槍狠辣。
6月29日,黃驊到大趙村布置秋季反“掃蕩”。次日傍晚,會場僅有幾盞煤油燈。馮冠奎假借送文件闖入,槍聲乍起,黃驊胸口中彈,未及拔槍便倒下。同席的王作堯、張侃、顏士諤、邢其祥相繼犧牲。臨終前,黃驊只留下四字:“守住根據(j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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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震驚冀魯邊。115師政治部主任肖華趕到現(xiàn)場,見五副染血的軍裝,聲音嘶啞:“這是什么價!”軍區(qū)旋即反擊,逮捕數(shù)名同謀,唯獨主犯邢仁甫逃之夭夭。他挾持少數(shù)死黨,帶著黃金和宋魁玲夜走渤海灣,后潛入天津,貼身保鏢手里依舊拎著那把行兇手槍。
失了立足之地,他干脆投奔日本特務機關,寫《效忠天皇》討賞,掛名“津南六縣剿共司令”,成了日偽狗腿。1945年日本投降,他又火速易名“羅鎮(zhèn)”,換上國民黨軍統(tǒng)軍服,官至保安司令,自以為天衣無縫。誰知歷史記賬,從不漏賬。
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奇襲津門。邢仁甫裝成難民混出城,在西站被群眾指認。戰(zhàn)犯押解到北京收審,他試圖以“功勞簿”替命,審訊員只淡淡一句:“功是功,罪是罪。”卷宗厚如磚,每一頁都寫著村民血淚與黃驊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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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7日,河北鹽山,十萬鄉(xiāng)親擠滿廣場。宣判書讀罷,邢仁甫面色蠟黃,昔日豪橫不存。隨著槍聲響起,叛徒的自負、貪婪與恐懼在塵土里散去。現(xiàn)場老兵攥緊帽檐,沉默不語,仿佛那聲槍響才真正替黃驊討回公道。
同年冬,冀魯邊行政公署提案,將新海縣更名“黃驊縣”,紀念這位用生命守紀律的副旅長。1953年,戰(zhàn)友們把他的遺骸安葬在濟南英雄山。清晨的烈士陵園里,松風掠過石階,墓前三聲軍號,似在告訴遠行的英靈:陣地未失,信義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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