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位之爭：皇太極逆襲背后的權力棋局，最得寵的多爾袞為何敗了

1626年八月十一日，沈陽城外四十里的叆雞堡，68歲的努爾哈赤在病榻上陷入昏迷。這位統一女真、創立后金的一代雄主，此時身邊圍著四大貝勒和幾位重臣，而他最疼愛的十四子多爾袞，卻遠在百里之外的軍營中。

要理解這場汗位之爭，得先看看努爾哈赤是怎么分配家當的。

但關鍵在這里：努爾哈赤明確交代，自己死后，鑲黃旗、正黃旗要交給多爾袞三兄弟統領！這是什么概念？兩黃旗是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總共65個牛錄，占后金總兵力的近四分之一。

更夸張的是，多爾袞當時才12歲，多鐸10歲，就已經各自被許諾統領15個牛錄。對比一下：皇太極25歲才獨立統領正白旗，代善30歲才掌握兩紅旗。這種偏愛程度，簡直是把“我想傳位給多爾袞”寫在了臉上。

表面上看，皇太極似乎不占優勢。但如果我們扒開歷史細節，會發現他手里握著四張王牌。

第一張牌：戰功累積

從萬歷四十年（1612年）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14年間皇太極參加重大戰役23次：

這些戰功讓他贏得了八旗將領的尊重。一個細節：天命六年（1621年）攻打沈陽時，城上明軍火炮密集，皇太極的戰馬被擊中倒下，他換馬再戰，左臂中箭仍沖鋒在前。這種玩命打法，在崇尚勇武的女真社會，就是最好的政治資本。

第二張牌：人脈網絡

皇太極很早就開始經營關系網：

特別是岳托和薩哈璘，這兩人雖然年輕，但分別掌握鑲紅旗、正紅旗部分兵力，他們的態度能影響代善的決策。

第三張牌：年齡優勢

努爾哈赤死時（1626年），各繼承人年齡：

在那個平均壽命不到40歲的時代，34歲正是政治家的黃金年齡——既有足夠經驗，又有充沛精力。

第四張牌：政治形象

皇太極有個外號叫“賢王”。這不是白叫的。天命八年（1623年），后金發生饑荒，皇太極主動拿出自己旗內糧食救濟百姓，這件事被記入檔案。他還多次建議努爾哈赤“寬待漢民”“重用降將”，這些政策主張讓他在漢官和普通民眾中贏得了好感。

努爾哈赤的死亡過程充滿疑云。根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他是寧遠之戰受傷后“癰疽突發”而死。但現代史學界認為，更可能是因戰敗郁結于心，加上年事已高。

第一天（八月十一日）

努爾哈赤咽氣前，召見了代善。這段對話沒有直接記載，但事后代善的行為透露了信息：他走出帳篷后，立即找到了皇太極。

可以想象他們的對話：

代善：“父汗不行了，你有什么打算？”皇太極：“二哥，我年紀輕，資歷淺，全聽您安排。”代善：“別裝了。多爾袞才15歲，鎮不住局面。阿敏是侄子，莽古爾泰脾氣暴。只有你能穩住大局。”皇太極：“那二哥您...”代善：“我支持你。但有個條件——阿巴亥必須殉葬。”

代善為什么這么恨阿巴亥？因為天命五年（1620年），有人告發代善與阿巴亥有私情。雖然努爾哈赤最后以“證據不足”不了了之，但代善的太子之位就此丟掉。這是他一生的恥辱。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召開緊急會議。

阿敏先開口：“按規矩，該立多爾袞。老汗王生前最疼他。”莽古爾泰拍桌子：“15歲的娃娃能帶兵打仗？現在明朝隨時可能反攻，蒙古各部也不安穩，立個孩子不是找死？”代善緩緩說：“我提議立皇太極。理由三條：第一，戰功最多；第二，處事公正；第三，能團結各旗。”阿敏看看形勢——代善兩紅旗支持，莽古爾泰正藍旗支持，自己鑲藍旗獨木難支。他妥協了：“我同意。”

第三天（八月十三日）

最殘酷的一幕上演。

四大貝勒來到阿巴亥寢宮。35歲的大妃看著他們，已經明白了一切。代善：“父汗有遺命，請您殉葬。”阿巴亥：“我要看詔書。”皇太極上前一步：“大妃，多爾袞、多鐸還小。您殉了葬，我們保證善待他們。”這是赤裸裸的威脅。阿巴亥知道，如果不從，三個兒子可能都沒命。史料記載，阿巴亥換上盛裝，自盡前對多爾袞說：“好好活著，別爭。”

同一天，多爾袞從軍營被召回。他看到的已經是生母的棺槨，和坐在汗位上的皇太極。

為什么四大貝勒寧愿選皇太極，也不選努爾哈赤指定的多爾袞？

軍事現實壓力

1626年的后金處境危險：

八旗需要的是一個能立即帶兵打仗的統帥，而不是需要“輔政”的少年天子。

八旗制度的制約

后金實行的是“八王議政”制度，大汗不能獨斷專行。四大貝勒每月輪流執政，重大決策需集體商議。這種制度下，皇太極這樣成熟的政治家更容易被各方接受，而多爾袞上臺必然導致代善、阿敏等人專權。

政治平衡的需要

如果立多爾袞，會出現什么局面？

而立皇太極，可以維持四大貝勒共治的平衡局面。

九月初一，皇太極即位大典。這場大典堪稱政治秀的典范：

第一步：三推三讓代善率眾貝勒勸進，皇太極堅決推辭：“德薄才疏，不堪大任。”反復三次，才“勉強答應”。

第二步：對天盟誓皇太極對天發誓：“若不敬兄長，不愛子弟，天地鑒之。”四大貝勒也發誓效忠新汗。

第三步：權力分配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各方勢力都得到了安撫。

這場爭斗的影響持續了清朝三百年：

短期影響（1626-1643年）皇太極在位17年，做了幾件大事：

多爾袞在這期間迅速成長。天聰二年（1628年），17歲的多爾袞隨皇太極征察哈爾，因功賜號“墨爾根戴青”（聰明王）。到皇太極死時（1643年），多爾袞已經是正白旗旗主，和哥哥阿濟格、弟弟多鐸掌握兩白旗，成為足以左右皇位繼承的勢力。

長期影響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死后被追奪封號。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為他平反，理由很直白：“定鼎之初，王實統眾入關，撫定中原，前勞未可盡泯。”

乾隆看明白了：沒有當年的汗位之爭，就沒有后來成熟的政治家多爾袞；沒有多爾袞，清朝未必能順利入關。

回過頭看，1626年的汗位歸屬，其實沒有懸念。

努爾哈赤的偏愛是感性選擇，但政治是理性的計算。當四大貝勒面對這樣一道選擇題：

他們幾乎本能地選擇了B。

多爾袞后來對心腹說過這樣一段話：“當年若我繼位，未必有今日之大清。八哥（皇太極）用了17年整合八旗、招攬漢臣、征服蒙古，這些事，15歲的我做不了。”

歷史沒有如果。皇太極的勝利，是政治理性戰勝個人情感的典型案例。而多爾袞的成長軌跡也證明，有時候，晚一點登上巔峰，反而能走得更遠。

這場300多年前的權力游戲告訴我們：在歷史轉折點上，實力永遠比偏愛更有分量，時機永遠比野心更重要。而真正改寫歷史的，往往是那些在關鍵時刻做出最現實選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