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八月十一日,沈陽城外四十里的叆雞堡,68歲的努爾哈赤在病榻上陷入昏迷。這位統一女真、創立后金的一代雄主,此時身邊圍著四大貝勒和幾位重臣,而他最疼愛的十四子多爾袞,卻遠在百里之外的軍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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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場汗位之爭,得先看看努爾哈赤是怎么分配家當的。
但關鍵在這里:努爾哈赤明確交代,自己死后,鑲黃旗、正黃旗要交給多爾袞三兄弟統領!這是什么概念?兩黃旗是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總共65個牛錄,占后金總兵力的近四分之一。
更夸張的是,多爾袞當時才12歲,多鐸10歲,就已經各自被許諾統領15個牛錄。對比一下:皇太極25歲才獨立統領正白旗,代善30歲才掌握兩紅旗。這種偏愛程度,簡直是把“我想傳位給多爾袞”寫在了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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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皇太極似乎不占優勢。但如果我們扒開歷史細節,會發現他手里握著四張王牌。
第一張牌:戰功累積
從萬歷四十年(1612年)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14年間皇太極參加重大戰役23次:
這些戰功讓他贏得了八旗將領的尊重。一個細節:天命六年(1621年)攻打沈陽時,城上明軍火炮密集,皇太極的戰馬被擊中倒下,他換馬再戰,左臂中箭仍沖鋒在前。這種玩命打法,在崇尚勇武的女真社會,就是最好的政治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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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張牌:人脈網絡
皇太極很早就開始經營關系網:
特別是岳托和薩哈璘,這兩人雖然年輕,但分別掌握鑲紅旗、正紅旗部分兵力,他們的態度能影響代善的決策。
第三張牌:年齡優勢
努爾哈赤死時(1626年),各繼承人年齡:
在那個平均壽命不到40歲的時代,34歲正是政治家的黃金年齡——既有足夠經驗,又有充沛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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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張牌:政治形象
皇太極有個外號叫“賢王”。這不是白叫的。天命八年(1623年),后金發生饑荒,皇太極主動拿出自己旗內糧食救濟百姓,這件事被記入檔案。他還多次建議努爾哈赤“寬待漢民”“重用降將”,這些政策主張讓他在漢官和普通民眾中贏得了好感。
努爾哈赤的死亡過程充滿疑云。根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他是寧遠之戰受傷后“癰疽突發”而死。但現代史學界認為,更可能是因戰敗郁結于心,加上年事已高。
第一天(八月十一日)
努爾哈赤咽氣前,召見了代善。這段對話沒有直接記載,但事后代善的行為透露了信息:他走出帳篷后,立即找到了皇太極。
可以想象他們的對話:
代善:“父汗不行了,你有什么打算?”皇太極:“二哥,我年紀輕,資歷淺,全聽您安排。”代善:“別裝了。多爾袞才15歲,鎮不住局面。阿敏是侄子,莽古爾泰脾氣暴。只有你能穩住大局。”皇太極:“那二哥您...”代善:“我支持你。但有個條件——阿巴亥必須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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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為什么這么恨阿巴亥?因為天命五年(1620年),有人告發代善與阿巴亥有私情。雖然努爾哈赤最后以“證據不足”不了了之,但代善的太子之位就此丟掉。這是他一生的恥辱。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召開緊急會議。
阿敏先開口:“按規矩,該立多爾袞。老汗王生前最疼他。”莽古爾泰拍桌子:“15歲的娃娃能帶兵打仗?現在明朝隨時可能反攻,蒙古各部也不安穩,立個孩子不是找死?”代善緩緩說:“我提議立皇太極。理由三條:第一,戰功最多;第二,處事公正;第三,能團結各旗。”阿敏看看形勢——代善兩紅旗支持,莽古爾泰正藍旗支持,自己鑲藍旗獨木難支。他妥協了:“我同意。”
第三天(八月十三日)
最殘酷的一幕上演。
四大貝勒來到阿巴亥寢宮。35歲的大妃看著他們,已經明白了一切。代善:“父汗有遺命,請您殉葬。”阿巴亥:“我要看詔書。”皇太極上前一步:“大妃,多爾袞、多鐸還小。您殉了葬,我們保證善待他們。”這是赤裸裸的威脅。阿巴亥知道,如果不從,三個兒子可能都沒命。史料記載,阿巴亥換上盛裝,自盡前對多爾袞說:“好好活著,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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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多爾袞從軍營被召回。他看到的已經是生母的棺槨,和坐在汗位上的皇太極。
為什么四大貝勒寧愿選皇太極,也不選努爾哈赤指定的多爾袞?
軍事現實壓力
1626年的后金處境危險:
八旗需要的是一個能立即帶兵打仗的統帥,而不是需要“輔政”的少年天子。
八旗制度的制約
后金實行的是“八王議政”制度,大汗不能獨斷專行。四大貝勒每月輪流執政,重大決策需集體商議。這種制度下,皇太極這樣成熟的政治家更容易被各方接受,而多爾袞上臺必然導致代善、阿敏等人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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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平衡的需要
如果立多爾袞,會出現什么局面?
而立皇太極,可以維持四大貝勒共治的平衡局面。
九月初一,皇太極即位大典。這場大典堪稱政治秀的典范:
第一步:三推三讓代善率眾貝勒勸進,皇太極堅決推辭:“德薄才疏,不堪大任。”反復三次,才“勉強答應”。
第二步:對天盟誓皇太極對天發誓:“若不敬兄長,不愛子弟,天地鑒之。”四大貝勒也發誓效忠新汗。
第三步:權力分配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各方勢力都得到了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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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爭斗的影響持續了清朝三百年:
短期影響(1626-1643年)皇太極在位17年,做了幾件大事:
多爾袞在這期間迅速成長。天聰二年(1628年),17歲的多爾袞隨皇太極征察哈爾,因功賜號“墨爾根戴青”(聰明王)。到皇太極死時(1643年),多爾袞已經是正白旗旗主,和哥哥阿濟格、弟弟多鐸掌握兩白旗,成為足以左右皇位繼承的勢力。
長期影響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死后被追奪封號。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為他平反,理由很直白:“定鼎之初,王實統眾入關,撫定中原,前勞未可盡泯。”
乾隆看明白了:沒有當年的汗位之爭,就沒有后來成熟的政治家多爾袞;沒有多爾袞,清朝未必能順利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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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看,1626年的汗位歸屬,其實沒有懸念。
努爾哈赤的偏愛是感性選擇,但政治是理性的計算。當四大貝勒面對這樣一道選擇題:
他們幾乎本能地選擇了B。
多爾袞后來對心腹說過這樣一段話:“當年若我繼位,未必有今日之大清。八哥(皇太極)用了17年整合八旗、招攬漢臣、征服蒙古,這些事,15歲的我做不了。”
歷史沒有如果。皇太極的勝利,是政治理性戰勝個人情感的典型案例。而多爾袞的成長軌跡也證明,有時候,晚一點登上巔峰,反而能走得更遠。
這場300多年前的權力游戲告訴我們:在歷史轉折點上,實力永遠比偏愛更有分量,時機永遠比野心更重要。而真正改寫歷史的,往往是那些在關鍵時刻做出最現實選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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