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的一天傍晚,劉莊窗外靄靄細雨,剛抵杭州起草憲法的毛主席踱到臨湖的長廊。他放眼西湖,忽見岸邊星羅棋布的墓碑影影綽綽,神情頓時凝重。陪同的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小聲提示時間已晚,卻見主席緩緩開口:“這些墳頭加起來,怕是比湖面上的游船還多吧?”
西湖歷來是士大夫趨之若鶩的安葬地。清末民初,各路軍政要員、巨商宿儒都搶占湖畔高地,墓穴層層疊疊。群眾口耳相傳一句話——“活人擠不進,死人占滿湖”,聽來荒誕,卻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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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主席召王芳再談。話音不高,卻斬釘截鐵:“西湖是全國人民的公共花園,豈能任由墳冢破壞景致?岳王墓象征民族氣節,可保,其余全部遷走!”寥寥數語,為日后聲勢浩大的“一九五四西湖遷墓工程”定下基調。
遷墓方案爭論激烈。有干部擔心觸犯地方名門;也有人惴惴不安:若連革命先烈也一同遷出,群眾會不會誤會?王芳向主席請示。主席擺擺手:“功臣、烈士,自有紀念園妥善安葬;但名利之徒生前享盡繁華,死后還要霸占景區,這道理說不過去。”一句“說不過去”,讓在場者心頭一震,執行力度隨之大增。
1954年2月,湖面冰初化,工程啟動。杭州市動員了七千多名干部和群眾,歷時五個多月,遷出墳頭三千余座,葬骨萬余具。遺骸全部送往北郊公墓集中安葬,碑石則編錄造冊。西湖岸線隨即擴大了綠地,增設游步道,游客紛紛感慨“湖山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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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主席對岳飛的敬仰可追溯到少年時代。1906年,韶山私塾里,《精忠說岳》在他手中翻舊了紙角。那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被他圈點多次,上方還留下稚拙的眉批:“將來也要有自己的岳家軍。”后來在井岡山,他對紅軍傷病員說的那句話——“不怕死,才能打勝仗”——實則脫胎于此。
1932年10月,長汀小山坡上,主席遭“左”傾路線排擠,心境黯淡,卻突然抬頭朗誦《滿江紅》。同行戰士回憶,那一聲“壯志饑餐胡虜肉”穿過山谷,連山雀都驚得四散。彼時的三兩句豪情,比千軍萬馬更能鼓舞士氣。
延安時期,他常拉著文工團排演《岳母刺字》《精忠報國》。一次開會,他用快板似的語速對年輕學員說:“李逵沒讀書也能闖蕩四方,岳飛半路出家也能破金兵——上戰場靠的是膽氣和人民。”這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自信,確實感染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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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天,視察黃河途中,主席臨時決定在湯陰下車,看岳飛故里。石碑上“精忠報國”四字,他連連稱贊筆意遒勁。縣里陪同的王庭文匯報:“岳氏后人未出漢奸。”主席點頭三次,夸“好”。那天傍晚,隨員見他在驛站長廊反復低誦《滿江紅》,聲調低沉,卻透著不可動搖的決絕。
再說回西湖遷墓。為了讓普通市民理解這項決定,杭州市委在報紙上發表《西湖還景于民》的社論,細述古跡保護與環境整治的必要。許多市民起初心有疑慮,待見到湖岸清明,游道寬敞,也就釋然。當地漁民感慨:“老百姓抬頭再看不到石馬石虎,心里寬多了。”
1955年清明,王芳奉命在岳王墓前獻上一大束白菊,挽帶卻無落款。香煙繚繞間,游人只是猜測,這幕靜悼與去歲遷墓令或有呼應。多年后,王芳回憶道:“那天的雨絲很細,像有人在輕聲說:岳將軍,可安心長眠了。”
1957年,文化部請舒涅重排《精忠報國》。主席接見時忽發一問:“誰殺了岳飛?”眾人答“秦檜”。主席搖頭:“秦檜是刀,背后的手是宋高宗。”這番點破,讓在座者恍然。對歷史成因的解剖,亦是他思考統帥之道、權力之道的切入口。
進入七十年代,他視力衰退,仍堅持夜讀。1975年白內障手術前,他吩咐護士準備《滿江紅》唱片。躺上手術臺,旋律響起,他輕聲和唱“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醫生回憶,當刀片劃開眼球時,他的手紋絲未動。
西湖今日勝景,游客熙來攘往,卻少有人想起,當年的湖畔曾經墓碑林立。若追根溯源,能發現那場1954年的大規模遷墓,是一次向禮俗沉疴開刀的嘗試;而動議者的底氣,部分源自對岳飛精神的多年體悟:為公,為民,不懼阻力。毛主席說過,“陵谷可遷,精神不可滅”。西湖的空曠與青翠,恰是那句話的最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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