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長怕死逃離，一戰士帶領部隊突圍，后軍長成農民，戰士成少將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晨，首都秋高氣爽。授銜典禮的號角聲在北京上空回蕩，一批戎馬倥傯的指戰員昂首步入懷仁堂。身著新制軍裝的王義勛站在隊列末端，他的肩章仍空著，卻已難掩激動。幾千里外，湖北通城的丘陵間，一個鬢發斑白的老農放下鋤頭，側耳聽著收音機里傳出的實時播報，臉上閃過復雜神情。這兩個人，二十三年前曾在同一面軍旗下沖鋒，卻早已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把時間撥回到一九三二年盛夏。湘鄂贛蘇區遭遇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炮火不斷蔓延，稻田與山地煙塵彌漫。為了補充兵力，中革軍委決定把獨立三師擴編為紅十七軍，番號新，任務重，軍長張濤、政委葉金波、副軍長方步舟隨即到任。名冊上，還有一個二十出頭的湖北小伙——王義勛，時任三連副排長。

紅十七軍建軍不過月余，便在木石港、胡田畈等地接連打出漂亮仗，擊碎敵軍南北夾擊的念頭。連日捷報讓前線情緒高漲，“十七軍厲害”甚至傳進了南昌的敵軍總部。蔣介石惱羞成怒，立即策動第五次大圍堵，集五個師、三個獨立旅與航空兵，聲稱要把湘鄂贛根據地“鐵桶”鎖死。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蘇區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各部“多點出擊，逐段割裂敵軍”。其他主力已動身南下，十七軍卻按兵不動。臨時軍部帳篷里，參謀長緊盯地圖：“張軍長，我們再拖，敵人就會封死龍港要道。”張濤抿口濃茶，慢悠悠回答：“五天后再走，弟兄們得歇歇。蔣介石已是‘驚弓之鳥’，不必急。”這一句話，成為十七軍命運的分水嶺。

敵情瞬息。國民黨西路軍判斷出紅軍行進方向，六個旅先一步布下口袋陣。王文驛狹窄的山谷里，機槍、迫擊炮交叉封鎖。十一月八日拂曉，十七軍倉促沖鋒，剛出樹林便遭火網覆蓋。排長王義勛沖到前沿，看見軍長縮在壕溝里發抖，胸口忽生怒火。他高聲吼道：“重火力頂上！二營向左翼突擊，跟我來！”隨后率殘部向山坡最高點猛插，硬生生打開缺口。日落時，六百余人突出重圍，其他一千多名戰友永眠谷地。

這場慘勝換來的不是犒功而是清算。上級電令：張濤坐鎮不前，延誤戰機，撤職查辦。張濤自知難逃，連夜和方步舟帶著幾十名警衛溜出山口，隨后投向國民黨。幾個月后，他改了姓名編入敵軍某師，當上營長，卻始終被視作“投誠分子”，每次開會站在角落，連開口匯報都被打斷。

十七軍損失過半，番號并入兄弟部隊。王義勛因戰時決斷被任命為縱隊政委，帶著不足一個團的骨干鉆進幕阜山開展游擊。他熟悉那里的每條羊腸小道，時常夜襲敵哨，清晨又化整為零。三年里，他帶人斬斷國民黨交通線一百余次，先后捉拿頑軍軍官三十多人。蘇區老百姓逢年過節都把自家雞蛋往他背簍里塞，嘴里說：“王政委，你守住了這片山。”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紅軍改編為新編第四軍。王義勛被調任十六旅偵察大隊長，奔走在敵后。他伏擊過日軍輜重，也護送過大批轉移群眾。常德會戰結束那晚，他裹著半截棉襖坐在火堆旁，遞給戰友半截甘蔗：“忍一忍，咱們還得打到華北去。”那年，他三十歲。

反觀張濤，依舊在國民黨軍中蹉跎。淪陷區的苦戰讓無數人頭滾落，他每次接到“清鄉”或“掃蕩”命令就能拖則拖。有一次旅部下死命令要血洗鄉鎮，他竟請病假躲了過去。副官低聲問：“營座，這么做能保得住嗎？”張濤擺手：“少說話，槍口別對著自己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似曾相識的內戰陰云再次籠罩。解放區軍民東進，華野主力屢克要地，王義勛已是某師政治部主任。蘇中七戰七捷，他帶突擊隊從敵側翼穿插，生擒多個團長。淮海總攻階段，他同粟裕并肩夜勘黃邱集，一把虎紋手電筒至今仍陳列在軍博。

張濤的隊伍則一路敗退。一九四九年初，他護送一個殘缺營逃到江西小鎮。聽見長官下令撤向臺灣，他默默脫下軍服，塞給副官：“我不走了，回鄉下。”副官驚訝：“那共軍來了怎么辦？”張濤望向遠處青山：“種田，活路總有。”

十月，國慶的禮炮響徹云霄，新華廣播把天安門城樓的宣告送到千家萬戶。通城鄉鄰聚在打谷場旁的收音機前，掌心泛著老繭的張濤聽得出神，隨后把草帽扣在胸口站了很久。他沒有說話，只是長嘆一聲繼續彎腰拔草。

同一天，北京懷仁堂內，王義勛接過少將軍銜命令。肩章上的兩顆星在燈光下閃爍，他想到當年山谷里那一聲“跟我來”，抬手敬了一個不算標準卻異常堅定的軍禮。

曾經同披一色軍裝，一人畏難而去，另一人逆流而上。選擇只在一瞬，結局卻隔了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