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凌晨兩點,北京西郊的總參作戰值班室電話驟然響起,值班軍官只聽見對方一句急促的話:“民航1153次迫降失敗!”十分鐘后,噩耗傳到中南海。周恩來抬手示意外賓稍待,轉身快步走向內室,不到一刻便傳出抑制不住的抽泣聲。
同一時間,首都機場北邊一片玉米地火光沖天,搜救人員蹚著焦土往前沖,呼號聲此起彼伏。就在殘骸中央,兩具被燒得漆黑的身體緊緊抱在一起,姿勢紋絲未動。把他們分開后,夾在胸口的公文包完整無缺,里層三頁微微卷邊的計算草圖沒有半點燒痕。這一幕,后來成為新中國航天史上最沉重的注腳。
包的主人叫郭永懷,此時53歲,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總體組核心成員。另一位是年僅26歲的警衛員牟方東。牟方東只參加過一次高等級保密任務,沒想到成了最后一次。
郭永懷為什么深夜趕飛機?要追溯到兩個月前。那年10月初,他在西北基地主持熱核武器氣動熱環境實驗,結果發現測壓數據與理論值相差0.12,孤立來看只是小數點后兩位,卻可能導致大氣層再入解體。基地儀器有限,只能用手算反復推敲。他認定解讀誤差的最佳方案在北京大型機房里。11月30日,他向領導遞交請示,“數據必須盡快送回,責任在我。”一句“責任在我”,讓他踏上返程。
蘭州中轉時,他特地找來樹脂覆膜信封,確保紙張不受潮。5日零點二十分,飛機進入北京上空,氣溫零下十四度,云底高度僅四百米。機長判斷跑道燈光位置偏左,推力調整稍一遲疑,失速瞬間發生。事故調查組后來復盤:失控到墜地僅38秒。38秒內,郭永懷選擇把公文包塞進懷里,再用雙臂抱緊警衛員,等機身解體時,兩人已成一個“人盾”。
有人疑惑:一疊圖紙真有那么重要?答案要從1935年說起。那一年,24歲的郭永懷踏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被馮·卡門收為弟子。快速壓縮流、邊界層不穩定,全是當時最前沿的課題。馮·卡門看好這位來自東方的學生,“只要給他機會,他會成為第一流的理論力學家”。事實也如此。1946年,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完成高超聲速邊界層研究,論文不到兩萬字,引文卻被人追了二十年。
然而,他始終惦念戰火后的祖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同錢學森、趙九章連夜商量回國方案。1956年9月30日,“克利夫蘭總統號”抵達上海吳淞口,郭永懷與妻子李佩走下舷梯,迎面是升起的五星紅旗。那天他一句感慨:“這才算真正落地。”次年便投入創辦科大力學系,白天講課,夜里寫教材,床頭永遠堆著滿滿一尺高的演算草稿。
1960年代初,國家決定同時攻關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理想與現實交錯,時間永遠不夠用。郭永懷承擔的,是最難啃的“動力熱環境耦合”骨頭——既要算上萬攝氏度的瞬時高溫,又得兼顧每秒六七公里的再入速度。常人在一堆函數符號里很快頭暈,他卻能閉眼默背雷諾數、普朗特數對應的臨界值。一次討論會上,年輕工程師忍不住搖頭,“郭先生的腦袋像臺計算機”。他聽見后笑著說:“別夸大,我只是算得多。”
時間線推進到1964年10月16日,中國首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爆心區數值預測誤差不超過原計劃的百分之三,是郭永懷團隊提供的氣動力解算縮短了整體進度。那天夜里,戈壁灘一片歡呼,他卻獨自坐在帳篷外對照數據。“再精確一點,衛星才能放心去太空。”他給身邊助手留下這句話。
四年后,他為這份執念付出生命。當周恩來在懷仁堂得知消息時,低聲對秘書說:“立即取回資料,完整整理。”隨后,他擦干眼淚重新步入會場。頼周總理后來追悼會講話的手稿中,有一句未宣讀:“這是一位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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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會很簡單,遺像邊兩枚燃到一半的白蠟燭微微晃動。郭沫若致詞時聲音嘶啞,“永懷其人,薄名利如蟬蛻;重責任若泰山。”錢學森站在隊伍最前面,久久不肯離開。
郭永懷去世第31年,1999年,“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授予23位科學家,他是其中唯一的烈士。同年,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松林山上豎起“永懷亭”。再往后,2018年,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212796號小行星以他的名字永久命名。宇宙深處的一點微光,見證昔日那疊草圖的重量。
郭永懷常說:“科學不是靠天才閃光,而是靠一頁頁計算堆起來。”機艙最后的38秒,他用身體扛下火焰,把那“頁頁計算”留給了后來者。時代變遷,航跡延伸,那串數字仍在新一代計算中心翻滾運算,提示人們:安全著陸從來不只是飛行員的事,也屬于每一個默默寫公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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