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工作人員合影，照片出來后，高智哭訴：只給我照了半張臉

1947年仲夏已經逼近尾聲，陜北高原的黃土地被熱浪烘得滾燙。就在靖邊縣小河村的窯洞里，毛主席與中央前委成員正商議下一步的解放戰爭部署。前方捷報頻傳，空氣里卻混著硝煙味與勝利的喜悅。沒人料到，一件小小的“借鉛筆”風波，會引出一場后來被反復追憶的合影。

那天清晨，毛主席批閱完電報，隨手摸向案頭的“施德樓”鉛筆卻握了個空。他抬頭招呼：“子龍，鉛筆沒了，去機要室看看還有沒有長一點的。”葉子龍答應著，轉身進了對面土窯。機要室里燈芯草燃得噼啪作響，十來個年輕人正忙著譯電。有意思的是，平日里寡言的高智忽然湊上前，壓低嗓子：“老葉，能不能求主席跟咱們合個影？機會難得啊！”

在那個缺膠卷、缺相機的年月，拍照幾乎奢侈得像過年殺豬。能與毛主席同框，對這些二十出頭的青年而言，比分到一斤白面還讓人激動。葉子龍當即沒答腔，怕耽誤軍情；可回到窯洞，看見桌上整整齊齊擺著二三十支鉛筆，他忍不住把請求捎了進去。毛主席抬眼瞧著那一把鉛筆，笑道：“你們這買賣劃算，我占了便宜，就照吧！”

消息一傳出，小河村仿佛被風掀起的麥浪，機要室的年輕人呼啦啦沖到院子里。突如其來的“天大喜訊”讓他們一時反應不過來，齊刷刷站成一排不知手往哪放。毛主席看著這群憨厚孩子，輕松地說：“別愣著，小個子站前頭。”高智趕緊搬了個小板凳，鉆進第一排，臉上漲得通紅。

攝影機是蘇聯援助的老款“祿來”，快門要先掰曲柄再按下去，操作麻煩。李質忠處長忙不迭地調整站位，盡量把每個人都塞進取景框。咔嚓一聲、再咔嚓一聲，膠卷只剩下最后兩格。攝像員想多拍一張，被葉子龍攔下：“省著點，前線還等著用！”大家一哄而散，又立刻投入緊張的情報工作。

幾日后，洗出的相片被端到主席案頭。黑底白影，三排人笑得像盛開的高粱。可就在大家翻看時，角落里傳來抽泣——高智低著頭，小聲嘀咕：“我只剩半張臉。”原來，在最后一次快門里，他的側臉剛好被旁邊同志擋住。那一刻的失落，比丟了戰利品還難受。葉子龍想安慰，毛主席含著煙斗也笑：“下次可要站穩些啊。”

遺憾歸遺憾，高智還是把那張“半張臉”的照片小心塞進筆記本，隨身帶了幾十年。1952年，他奉調進駐中南海，成為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有人問他為何選擇這條路，高智拍拍懷里那張折痕斑駁的合影：“我在主席身邊已經留過影，也想真刀真槍再跟著他干幾年。”一句話，道盡少年兵的純粹情感。

十年春秋轉瞬即逝。1962年，國家局勢趨于平穩，毛主席考慮到干部成長，安排衛士、秘書分赴地方鍛煉。高智被批準回陜北，臨行那天，他遲遲不肯走。主席遞過一支新的“施德樓”鉛筆，語氣溫和：“回去好好干，老家更需要你。”這句話高智一直記在心里。

1976年9月的噩耗，讓遠在陜西的他俯身痛哭。那張只剩半張臉的照片，此刻成了他對過去歲月的唯一慰藉。等到李敏主編的《毛主席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出版，編輯部三次選用這張不完美的合影，原因很簡單——它展示了一個普通青年對領袖的樸素敬愛，也映照出那代人跟隨革命的心路。

細想便知，照片之外，更濃重的是時間打下的烙印。轉戰陜北、會師西柏坡、入駐北平，每一步都有無數默默無聞的高智們在奔走，在守護，在付出。史書往往記錄偉大的決策，卻很難寫盡這種質樸的情感連接。

不得不說，歷史不只屬于領袖，也屬于那些甘當“背景板”的小人物。哪怕鏡頭里只剩半張臉，背后的青春與血性，卻在歲月的暗房里永遠定格。照片會泛黃，人們終會老去，但那份對理想的篤定，對領袖的信賴，對勝利的執念，像黃土高坡下的泉眼，沉潛而久長。

今天再讀這段舊事，能夠體味到的，不只是故事本身的溫度，更有那個時代每一顆年輕心靈的跳動節奏。若問高智為何在鏡頭前淚眼朦朧，他的回答或許仍是那句聽似抱怨卻飽含深情的話——“只給我照了半張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