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和雄回憶：趙一曼犧牲前幾個月，她的慘叫猶如來自地獄的聲音

1945年9月，被押往沈陽戰犯管理所途中，34歲的日本憲兵軍曹山本和雄忽然聽見身后有人低聲議論“哈爾濱監獄”。那一瞬，他腦中閃出的不是戰敗羞愧，而是九年前被他親手審訊的那位中國女俘——趙一曼。她骨折處滲出的鮮血與鹽水混雜的氣味，至今仍盤踞在山本的嗅覺深處。

時間往回撥動：1935年11月，東北黑龍江的初冬，零下二十度的冷風順著木柵欄縫隙鉆進珠河縣監獄。趙一曼腿部中彈，傷口未愈便被轉押哈市。當時山本尚是憲兵少尉，參與審訊的第二天，他在日記里寫下：“此女目光如刀，宛若不可馴服之狼。”同僚提醒他對“共產黨員”不能掉以輕心，可山本仍抱著最慣用的“胡蘿卜加大棒”。他先奉上香煙、綢緞，許諾榮華；卻只得到一句冷冷的回答：“要我背叛？癡心妄想。”對話就此收場。

利誘失敗后，特務機關很快抬出了刑具。馬鞭、辣椒水、電刑、老虎凳——山本幾乎把監獄庫房里能找到的東西都試遍了。日記第七頁出現這樣一句：“她的慘叫仿佛地獄之門被推開。”然而，一個地址、一個代號、一份名單，這些他最想要的情報始終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是，監獄軍醫初次會診時便斷言：普通人撐不過三天的傷勢，她硬是熬了三星期，還拒絕服用麻醉劑，只求留一條清醒的神經與敵人周旋。

1936年春，哈爾濱的積雪尚未消盡，趙一曼被移送到中央醫院外科病房。負責警衛的松田巡查擔憂“越獄風險”，晝夜輪班。誰也沒想到，一位女護士和一名警察被她的抗爭精神震動，悄悄商量策劃營救。夜半時分，趙一曼拄著臨時做成的木拐，在兩人的攙扶下溜出后門。可惜追捕僅用兩小時便結束，因傷口撕裂，她再度被擒。山本回憶，那一夜他第一次聽見她輕聲呻吟，而非怒吼，像是對自己無法重返戰場的失望。

越獄事件令關東憲兵司令部惱羞成怒，新的指令只有一句：撬開她的嘴。于是更殘忍的刑罰接踵而至。山本后來承認，他見過的最慘狀不是鞭笞皮開肉綻，而是當電流穿過被感染的骨膜時，人會微微顫抖卻不再發聲。趙一曼寧可咬破舌側，也不讓一句機密泄露。軍醫提出截肢建議時，她淡淡回絕：“有腿，就有出去的可能。”在場者噤若寒蟬。

1936年8月1日深夜，趙一曼被押赴珠河縣郊外。行刑前，她要求給家鄉的兒子寫幾行字。山本把紙遞到她面前，聽見她低聲囑托：“告訴掖賢——母親不能教你讀書，但你要記得，為國為民是唯一正確的路。”此言落筆，她把筆一甩，挺直了腰。翌日清晨，槍聲在蘆葦叢上空炸響，年僅31歲的東北抗日女英雄就此倒下。

1946年4月，哈爾濱光復不足一年，“一曼街”掛牌儀式上，有人朗讀她的絕筆。街邊圍觀的工人、行人紛紛摘帽默哀，十幾分鐘無人喧嘩。那天站在隊尾的陳掖賢已17歲，他看著照片里年輕的母親，眼眶紅得像初春的山楂花；再往后，1957年盛夏，他來到東北烈士紀念館，第一次觸摸到母親用血寫下的遺書，“母親沒法親自撫養你教育你”一句尚未讀完，眼淚已模糊了視線。

山本的余生則被悔恨包圍。1950年起，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每逢匯報，都會主動交代那段審訊細節。他常說：“她沒告訴我任何軍事情報，卻讓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精神勝利。”1964年，被特赦回國前，山本留下唯一請求——希望能在趙一曼遺物前深鞠一躬。管理所允許他在資料室停留五分鐘，他最終只說七個字：“對不起，我輸了。”

不可否認，趙一曼的軍政才能常被烈士光環掩蓋。實際上，從1933年海倫大捷到綏化突圍，她憑借不足二百人的隊伍給敵軍造成數百傷亡；她主導的伏擊戰以傷亡比1∶4被抗聯戰史列為經典。抗日隊伍里流傳一句戲謔：“但凡趙政委盯上你，關東軍也得吃啞巴虧。”試想，如果不是腿部重傷，她或許還能在松花江兩岸打更多硬仗。

遺憾的是，有限的史料里還有許多空白，例如越獄策劃護士的姓名至今無從考證，行刑當日的現場記錄僅存一頁半，山本的手稿也因年代久遠紙張脆裂。學界仍在挖掘，她的故事還遠未被完全書寫。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句“永遠斷不了中國抗日之決心”沒有隨蘆葦叢的槍聲散去，反而在白山黑水間回蕩，成為后來無數抗聯戰士夜行林海雪原的精神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