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溥杰去世，臨終前要求把一半骨灰葬于日本：我要與家人團聚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晚風透著寒意，七十五歲的愛新覺羅·溥杰在協和醫院留下遺言：“骨灰分成兩份，一半回日本，一半留京。”子女還來不及追問，心電監護已歸于平線。縱觀他的一生，從紫禁城的末代皇弟到戰犯，再到普通公民，家國興衰與個人悲喜纏繞，這句遺言注定成為他傳奇故事的句點。

時間撥回五十七年前。一九三七年春，東京軍人會館張燈結彩，“日滿親善”的口號響徹禮堂。溥杰身著日軍士官禮服，迎娶名門閨秀嵯峨浩。外界看這是一場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日本軍部要為“滿洲國”培養繼承人；可走上紅毯的新人卻生出真情。彼時的他們成竹難辨真假，可命運已經在悄然書寫另一種劇本。

新婚半年，小兩口回到長春。關東軍逼溥儀在《帝位繼承法》上按印，試圖鎖定未來的娃娃皇帝。溥儀多疑，本能地把弟弟與弟媳當成刀口上的棋子，屢勸離婚。溥杰只淡淡一句：“她對我好，我不能負她。”那是動蕩年代最樸素的愛情誓言，卻也埋下兄弟隔閡的種子。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偽滿崩潰。溥杰決定護送溥儀向盟軍自首，兄弟倆剛到沈陽機場便被蘇軍扣押。與此同時，懷抱兩個女兒的嵯峨浩被紅軍轉交八路軍，旋即遣返回東京。從此夫妻相隔萬里，杳無音信。人們以為這段跨國婚姻會在炮火與鐵窗中自行崩塌，誰料它卻被思念一點點焊牢。

苦難最考驗真心。一九五四年，十七歲的長女慧生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句句懇切：“總理先生，骨肉情不分國籍，請讓我們同父親通信。”信抵中南海，周總理批示轉交撫順戰犯管理所。溥杰讀信失聲痛哭，提筆回道：“父親無恙，望汝與母親珍重。”異國郵路長達數月，卻讓沉寂已久的感情重燃火光。

未料，兩年后慧生因戀情受阻與同學殉情，這成了夫妻一生難以言說的傷口。嵯峨浩抱著女兒遺照，獨坐窗前整夜無語；溥杰在監舍里木然發呆。悲劇之后，他們更加執拗地守著彼此，把余生視作補償。

一九五九年特赦令發布，溥儀先行獲釋，溥杰因“日籍妻子”暫未列入名單。有人勸他劃清界限，甩掉“漢奸夫人”包袱，他只搖頭：“浩的心在中國。”這種倔強，使得他直到一九六〇年底才迎來自由。第二年五月，嵯峨浩冒著國內缺糧的艱難，帶母親與小女兒嫮生踏上中日混合船只，駛抵天津大沽口。

車站月臺上，久別重逢的夫妻對視良久，千言萬語凝成一句輕聲：“我回來了。”溥杰接過妻手中的骨灰盒，那是慧生的部分骨殖。他用雙臂圈住妻子和女兒，像護著故宮里僅剩的幾件老物件般小心。自那一刻起，所有流言蜚語、政治陰影，仿佛都被27年前的誓詞堵住了去路。

周總理隨后安排他們入住北京西城一處兩進小院，電話、煤爐一應俱全。坊間議論說這是“落水鳳凰”，可鄰里見到的卻是一對日落后牽手散步的尋常夫婦。溥杰在政協文史資料室抄寫舊檔，嵯峨浩在友誼商店當日語顧問。工資不高，卻夠買幾束鳶尾花插在窗前——那是他們初遇時桌上的花。

一九八〇年春，嵯峨浩的腎臟病惡化。她叮囑丈夫：“半骨灰留京都泉涌寺旁，與慧兒作伴；另一半埋在北京，陪你。”說這話時，她聲音輕得像櫻花落地。溥杰握著她的手，只答一句：“聽你的。”這句簡短，抵得住所有波折。

一九八七年六月，嵯峨浩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七十三歲。守靈時，溥杰喃喃重復：“浩，快看我。”沒有回應，他的背卻突然駝了幾寸。此后七年，他常拄著拐杖在中山公園湖畔踱步，偶爾有人認出這位昔日“七爺”，“您在想什么？”他抬頭，眼里一片空茫：“想到海的那邊還有一半家。”

終于來到一九九四年。醫生提醒吃藥，他擺手：“別折騰。”病榻旁，溥儀舊日的近臣探望，他仍念叨日本妻子，“浩等我太久。”臨終前那段微弱的對話不足十秒，卻定下了“分葬”奇舉。是浪漫？是無奈？眾說紛紜，可他從不需要評語。

遺愿執行得很干脆。北京八寶山火化后，一黑一白兩口瓷壇裝好骨灰：白壇運往日本山口縣嵯峨家祖祠，與妻女同穴；黑壇安放在首都公墓，碑文只寫“愛新覺羅·溥杰——一九一八至一九九四”。簡單兩行字，背后是一部亂世流亡史。有人感嘆這是“政治婚姻的意外溫情”，也有人說它驗證了“亂世夫妻比金堅”。世事如何評說已不重要，留給后人的只是兩處靜靜佇立的墓碑，一半在櫻花樹下，一半在柏樹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