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猶太村”有一群猶太后裔，曾回國認祖被拒，后來怎樣了？

1931年秋末，黃河以北的田壟剛收罷高粱，開封城南關一戶李姓人家在修整舊屋。塵封瓦礫里，一卷褪色羊皮滾落，細看滿是右向左寫的彎曲字母，還有六芒星的燙金印。這樁偶遇點燃了家族長輩的記憶——“我們祖上傳下來，說咱祖宗是西方來的客人。”那一年，城中已很少有人再提“挑燈誦經”的舊例，更多人只記得自己是老實做生意的“青布帽李家”。

時間撥回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強盛，猶太公國走向覆滅。反叛失敗后，大批猶太人攜經卷與商貨踏上東行之路。先沿波斯灣北上，再渡塔里木盆地，前腳剛踏出玉門關，便與絲路上的粟特、波斯胡商連成了駝隊。對他們來說，東方是避難也是生計；對大漢而言，這是互通有無的“蕃客”。

唐貞觀年間，長安與廣州港口的燈火照亮了世界。猶太商團在番坊租下行棧，靠氈毯、玻璃器皿與香料賺得盆滿缽滿。黃巢起義波及嶺南，外商倉皇北撤，一部分隨軍夫船隊溯江而上，最終在汴梁落腳。彼時的中原正由后梁、后晉遞嬗，開封幾度易主，卻始終是財富與故事的集散地。

宋太祖建國，官家“重文抑武”，對外來商旅一向從寬。趙宋甚至賜下“趙”“李”“艾”“石”等姓氏，鼓勵這批遠道而來的異鄉人融入坊巷。市井里有人喊他們“藍帽回回”，也有人稱之為“竹木卜”，意思是會寫奇怪方塊的那群人。但無論旁人如何稱呼，這些猶太移民依舊在南門外建起自己的會堂，維持割禮、安息日、逾越節，漢語誦經，一半古音，一半中州口音，竟也順暢。

日子并非始終安穩。1523年秋，黃河泛濫；1642年李自成軍破開封，縱火焚城，昔日的會堂被灰燼掩埋。族譜、律法書、燭臺、羊皮卷，多數沒了下落。此后，猶太后裔零散分居，信仰與禮俗漸淡，男丁剪了鬢角，女子換上鳳冠霞帔，街坊再難分辨他們與普通漢民的差別，只剩少數家族在祠堂里偷偷保留割禮匾額和“清齋紀年”。

光緒二十七年，俄國猶太學者李索拉多夫行至中土，驚訝于“開封猶太社”的殘影。他把見聞寫成游記寄往歐洲，由此傳出“黃河畔的失散支派”之說。隨后，英國傳教士安德森、美國學者史維廉相繼來訪。他們面前的李、趙、艾、石“四姓”已不懂希伯來語，禱詞多靠背誦。有人問：“咱真的是以色列人？”一位族長只是搖頭，“老輩子說過，可咱就在這吃著胡辣湯。”

二十世紀上半葉，戰火接連。清末戰亂、民國兵禍、日本侵華，開封猶太后裔與鄰里同受煎熬。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宣布成立，隨后便對全球猶太人發出回歸邀請。消息輾轉傳到開封，激起漣漪：有人想找回被塵封的根，有人則更在意腳下的土地。新中國成立后，民族政策扶助少數群體，開封猶太后裔自報“漢族”者居多，畢竟祖墳、房契、口音，早把他們鎖在黃河故土。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使學術交流活躍。以色列學者科恩一行踏訪開封，在鐵塔公園附近的老宅里尋到當年那卷羊皮。科恩“啪”地展開，認出《以賽亞書》殘頁。他留下攝影資料，也留下關于“回歸法”的具體條文。因為這一趟，幾戶年輕人開始系統學習希伯來語和律法，希望藉此證明“猶太身份”。

2013年，25歲的李明霞（化名）與幾位同鄉報名“回歸計劃”。她們向以色列外交部提交家譜、DNA檢測、族譜照片。2014年夏天，初次面試只換來一句冷冰冰的回復：“證據不足。”“咱們真的能回到以色列嗎？”女孩在特拉維夫旅店小聲問同伴。對方扯出一本抄寫舊約的筆記，苦笑，“繼續學，別急。”

考驗在宗教法庭進行。首席拉比要求她們背誦《妥拉》段落，解釋律法。兩年間，這群開封后裔在耶路撒冷郊區的猶太學校接受再教育，從節期禮儀到希伯來文書寫，日日不輟。2016年春，她們的名字終于出現在《以色列公報》新公民名單中。相比歐洲難民身份，她們的路更長，卻也算“回家”成功。

被承認為色列公民后，有人加入以色列國防軍，有人在海法學習中文教育，更多人選擇返鄉省親。回到開封時，老人們遞上一碟麻葉、一碗甜湯。李明霞告訴族人，她還記得清真寺般的舊祠堂位置，想募資重修。應者寥寥，原因很簡單：村里多數人已把自己看作地地道道的中原人，信仰也隨歲月淡化。

值得一提的是，學界近年整理的《開封清真寺志》《猶太會館碑記》顯示，明代以前的猶太人約有三千余眾，而到民國初年僅存不足三百。人口流散，一方面歸因于與漢族長久通婚，另一方面也因戰亂與災荒導致的南遷北漂。血緣鏈條在歲月里松散，卻未必真正斷裂，這恰是人類遷徙史上的常態。

縱觀千年，這支遠道而來的族群在黃河文化的長年浸潤下變出新面貌：飲食里有燴面和扒雞，居家習俗與回民相近，喜慶場合卻仍保留舉杯祝福“沙洛姆”的古音。幾位已移居特拉維夫的年輕人常把家鄉辣醬帶上飛機，說是“聞著這味，就像河寧巷口的夜風”。

開封老城外，朝陽門甕城的磚縫里依稀嵌著一塊殘破石碑，刻字模糊，只能辨認出“清真寺”與一星六芒。未等風沙掩埋，這段在中國深植千年的猶太故事，已悄悄翻過新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