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北京城風沙尚未散去,外交部的燈徹夜不滅。一份來自東京的密電寫著“鳩山內閣考慮打破僵局”。就在那年,周恩來在日記里圈出一句話:勢必有一場長跑。長跑的起點并不在會場,而在民間的溫水中。
日本戰犯歸國的列車于1956年緩緩駛離撫順,車窗內外,人們揮手無言。寬大處理的決定,讓許多日本民眾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中國政府的善意,這股善意像細流,后來匯入了澎湃的大河。三年后,《中日民間貿易備忘錄》落筆,雙方貨輪頻繁進出天津港與神戶港,貨倉里除了大豆與化肥,更裝著彼此謹慎而復雜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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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氣溫上升并不意味著沒有寒流。1957年岸信介上臺,把“對華強硬”掛在嘴邊,航線突然凍結。北京的外交人員把檔案盒重新封存,那些預備好的接待方案只能擱在抽屜。直到1960年春,岸信介在反對聲浪中謝幕,池田勇人重開談判窗口。那年,人們習慣把“風向”兩個字寫在報紙邊角,看看它究竟指向哪里。
真正的轉折點還是1969年。尼克松團隊暗中接觸北京,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美國人一句“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讓東京政壇坐不住了。田中角榮此刻判斷:再拖,歷史紅利就要旁落。1972年夏,他召開閉門會,一句“與北京建交符合日本長遠利益”拍板定音。
9月25日,羽田機場跑道上,一架政府專機滑行起飛。機艙內,田中翻看新華社外事年表,自言自語:“周恩來等了我許多年。”這句低聲呢喃,同行的外務省官員清晰記得。五個小時后,飛機落在首都機場。周恩來身著灰色中山裝,抬手示意,鏡頭抓拍到了那只略彎的右臂。
當晚的釣魚臺,談判桌前沒有寒暄式套話,雙方把難點直接擺上來:“復交三原則”與“戰爭賠償”是兩座大山。田中認賠款不現實,周恩來則堅持原則,卻也給足對方體面。角力延續至午夜,最終以日方“深切反省侵華”并承認臺灣歸屬中國收尾。文件草稿打印出來,雙方代表核對文字,據說僅“表示遺憾”四字就改了三遍。
進入簽字前夜,周恩來突然抬頭問:“明早你準備用什么筆?”田中笑答:“毛筆更顯鄭重。”對話不過兩句,卻暗藏機鋒。周恩來心知肚明——自己右臂舊傷,提筆困難,若日方用毛筆,鏡頭下的動作會顯生硬。他略一沉吟,輕聲回道:“這可是將我一軍,我平日多用鉛筆了。”
第二天早晨,人民大會堂大廳燈光柔和。簽字桌兩側,工作人員已擺好毛筆與鋼筆各兩套。田中先伸手拿起毛筆,周恩來卻轉而選擇墨色走珠鋼筆。短暫停頓,田中隨即放下毛筆,也握起鋼筆。鏡頭捕捉到兩位領導人幾乎同時落筆的瞬間,外界只見舉手投足自然流暢,并未覺察背后一夜的斟酌。
文件簽畢,兩國國歌在大廳回蕩。12時05分,新華社發出新華社特急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今日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外交關系。”一句“自即日起”,意味著27年的隔閡就此畫上句點。東京交易所隨即上漲,中國沿海碼頭也開始加班加點,準備迎接新的船期。
此后三個月里,日本企業代表團絡繹不絕地抵京。豐田考察團在首鋼熱軋車間的安全盔上貼著“友好第一”小標語,引來工人們的好奇圍觀。廣州廣交會上,櫻花牌瓷器和熊貓牌收錄機擺在對面攤位,本土商人第一次近距離比較價格。有人算過一筆賬:若兩國貿易額以每年二十億美元增長,五年后就能追平日本對歐美出口的一成。這種“算盤聲”在當時晝夜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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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簽字后的那個晚上,周恩來請田中一行在釣魚臺用餐。席間,老廚師特意準備了揚州獅子頭。田中咬下一口,連說“像極了故鄉肉丸”。周恩來放下筷子輕問:“味道如何?”田中答:“柔軟,但有骨氣。”短短一句客套,卻巧妙回應了前夜的“毛筆之爭”,賓主相視而笑。
合影時,周恩來仍把右手按在腰間,他盡量讓手臂顯得自然。田中略微前傾,身體語言釋放出的善意不言而喻。照片刊出后,許多國內讀者第一次注意到總理姿勢的由來,卻沒人提及那根從未使用的毛筆——它被收進檔案,編號為“72·9·29-簽字備品”。
此后四十余年,中日關系經歷波折,但那日的聯合聲明依舊是所有談判桌上的原點。歷史學界常說,外交不止是文書與口號,更是細節與分寸的藝術。田中手里的那支毛筆,周恩來握住的那支鋼筆,悄悄記錄了一個時代的呼吸,而呼吸的深淺,又決定了后來整個東亞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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