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副總長與其他人不同，先被借調去總參幫忙，僅3年就離開位置

1973年初春的一個傍晚，蘭州軍區機關的電話鈴聲刺耳地響起，值班員一路小跑把聽筒遞給正在作業的胡煒。話筒里，北京口音的軍委干部一句“首長，臨時去總參幫個忙”來得突兀，卻又意味深長。

胡煒今年五十一歲，三野老兵，打過淮海，也翻過鴨綠江。建國后，他先后在山西、西安駐防，歷任軍參謀長、政委、軍長，算得上正統的戰功與資歷齊備之人。可他對這通電話仍有些意外，因為“借調”二字在軍中并不常見，尤其是大軍區副司令的級別。

到北京報到之前，蘭州軍區專門為他開了個小范圍送行會。一位老政委半開玩笑：“老胡，可別一去不回啊！”胡煒哈哈一笑：“放心，我是去辦事，不是謀官。”衣袖一揮，上了去京城的專機。他真以為自己只是客串幾月，誰知這一去，身份逆轉得比預想更快。

在總參，他的第一份任務是梳理“三支兩軍”遺留問題。1967年起，支左部隊卷入地方事務，進退維谷。胡煒當年以二十一軍軍長身份，常駐西安、蘭州一線，對陜西、甘肅的復雜局面有切身體會。經驗可貴，總參想借他的視角，把散亂線索捋順。胡煒習慣“白天跑現場、晚上做筆記”，幾個月下來，十多本工作日志被送進參謀長辦公室，被領導稱作“最像作戰計劃的民情報告”。

半年后，總參決定設立專項小組調查各軍區基層建設成效，他臨時擔任負責人。“我只是來幫忙，可沒想常駐。”他私下對一位老同事說。那人拍拍他肩膀：“老胡，你放心干，組織自有安排。”對話很短，卻把當時他的心態暴露無遺——隨叫隨到，使命一完就歸隊。

1974年8月，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胡煒任總參副總長，同時兼任軍委辦公廳主任，主管秘書、綜合研究、首長警衛等繁瑣卻要命的事務。消息傳回西北，許多干部有點兒懵：怎么“借調”直接成了正職？對照同是大軍區副司令出身的張才千、溫玉成，他們都是明媒正娶地調上來，胡煒卻半途“留用”，確實有些別致。

副總長的日子并不好過。那幾年，機關文件雪片般飛來，外加整頓、調整、撥亂反正交織。胡煒處事風格硬朗，卻又不失細致，他將野戰軍時期的帶兵作風搬到機關：早操、碰頭會、夜間統稿，節奏緊得像硝煙未散。他常說，“參謀就是出謀劃策的兵，要準、要快、要能打”。手下年輕參謀對他既怕又服，背地里稱他“胡急先鋒”。

不得不說，他的雷厲，為總參高效運轉贏得不少口碑。1975年，邊境態勢起波瀾，某次緊急預案需連夜成稿。他干脆把值班參謀叫到辦公室，一口氣審改三十多頁，凌晨三點定稿，七點即隨專機送抵前線指揮所。文件生效后的效果，被前線部隊形容為“拿起來就能用”。

風云變色往往只在一瞬。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全國進入撥亂反正新階段。與此同時，軍隊系統開展了大規模“揭、查、批”，不少大軍區將領被調離要職。1977年，胡煒的名字出現在調整名單之中，離開總參副總長崗位，改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職委員，行政級別不變，卻再無實權。

緣由眾說紛紜。有人回憶，1967年支左期間，他在西安與蘭州兩地頻繁奔波，同時與冼恒漢等地方與軍隊干部交往密切。一些與“四人幫”相關的言論，被人拿來做文章。組織上并未給出結論，卻足以讓審慎的高層選擇“妥善安排”。胡煒對外很少解釋，只在私下輕輕一句：“打了大半輩子仗，能全身而退也是命好。”

離開一線后，他仍保持寫作習慣，將戰爭與建設時期的親歷記錄成冊。據說，他的回憶材料共有兩百萬字，卻從未正式出版，只是分散存放在軍委檔案局和家中書柜。1984年，經批準辦理離休，時年六十二歲。他回到西安老部隊所在地，偶爾受邀到軍校授課，講到淮海突圍戰，總是脫稿敘述，神情寫滿當年的血火記憶。

一位聽課學員后來在日記里寫道：“胡將軍說，戰場上最大考驗不是炮火，而是臨機應變和相互信任。”這句話，與他被“借調”總參時的短暫經歷不謀而合。三年副總長，看似倉促，卻恰是信任與考驗的集中體現。

他去職的真實內情，也許永遠留在那批機密文件中。然而，把目光投向更長的歷史縱深，這段插曲并未抹去他的功績——淮海、渡江、金城戰役、支左穩軍，每一次節點，他都在現場，每一筆賬，都寫在共和國的軍功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