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老將與四兄弟參軍，怕奶奶不同意，偷著出走，歸來時只剩自己

1935年冬，行軍到黔北的紅五軍團宿營時，警衛連里一位二十出頭的排長裴周玉，悄悄攤開行軍日志，翻到空白處寫下幾個名字——裴云橋、裴有緩、裴得生、裴鳴耕。炊事班老兵瞧見，好奇地問：“這是家書？”裴周玉搖頭，只回了句：“記著總歸好。”那一天，他突然意識到，他和那四位堂兄弟或許再也走不到一塊兒了。

裴周玉1912年出生在湖南平江龍門。家里赤貧，祖父給人抬轎子早早撒手，父親挑擔謀生，母親則在地主家作奶媽累病而亡。1921年的大旱逼得鄉親刮草根、啃觀音土，1926年又逢洪災，裴家泥屋被沖走，只能在親戚的牛棚里擠住。少年裴周玉對苦難的味道再熟悉不過，七歲就下地放牛，十二歲給地主當長工，一天掙二十個銅板，還得看東家臉色。那種日子，讓他早早明白：想翻身，僅憑苦力不行。

1927年春，平江城外傳來新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農民協會在龍門招人，十幾歲的裴周玉湊了進去。燒窯房歇業時，他就組織同伴抬著破鑼破鼓去給貧農撐場子，漸漸當上了兒童團團長。可真要上前線，年紀卻成了攔路墩，秋收起義時十五歲，平江暴動時十六歲，都被勸回去：“娃娃，還小，等著。”

時間挪到1930年7月，彭德懷率紅五軍攻克平江縣城，開門口號一句“窮人當家”，龍門炸開了鍋。上級通知各村兒童團集體報名，規定十八到三十歲優先，裴周玉總算踩進界線。堂兄弟四人都在行列，五兄弟商量時，最擔心的不是槍彈，而是家里的八十歲奶奶張杜蓮。老人守著裴家薄田，早喪兒媳，最疼的就是這個小孫。“奶奶若不同意，我們全得留下。”裴有緩嘆氣。

辦法只有一條：偷偷走。報名那晚，月色像洗過一般亮，五兄弟摸黑翻過菜園籬笆，腳步不敢發聲。走到村口，裴周玉回頭看了一眼茅屋，心里發緊，卻沒停。黎明時分，他們在高田坪集中，被編進同一個排。從此，槍桿子就是飯碗，口號就是誓言。

接下來兩年，紅軍連續作戰。平江、瀏陽、岳陽，戰線頻繁拉長。1931年冬，大庾嶺阻擊戰，裴云橋胸口中彈，犧牲前只拋下一句：“別給奶奶帶信，她會哭的。”1932年春，贛南反“圍剿”中，裴有緩與部隊失聯，生死未卜。夏末衡山腳下激戰整整三晝夜，裴得生、裴鳴耕陣地上沒能撤下來。五兄弟，到這時僅剩裴周玉。

村里原先跟著參軍的八十余人，也接連折損。至1934年出發長征前，能在連隊點到名的只剩他、羅衛、姜國華三人。夜幕下的出發動員會上，政委低聲提醒：“一寸山河一寸血，隊伍殘缺，也是本事。”這句略帶湖南味的硬話，讓臺下的兵都沒吭聲，但誰都聽懂了：留住自己，才能留住旗幟。

長征途中，幾次過雪山，翻草地，裴周玉不止一次在崖邊想起家鄉的紅薯味。姜國華在強渡大渡河時被激流卷走，羅衛在扎西會議前患傷寒沒熬過夜。到了1936年到了陜北，三人只剩一個名冊上的裴周玉。早晨列隊打背包，他把那張名冊折好，塞進胸前。身邊戰友拍拍他肩膀，只留一句：“活著，總要有人報喜訊。”

抗戰全面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裴周玉三十二歲，已是團參謀長。1937年秋，忻口會戰間隙，他難得寫信回家。信不長，只問奶奶身子可好，田地是否再遭水患。湖北隨州寄出的那封信，輾轉一年才送到平江龍門。老人拄著拐杖看完，不聲不響，把信紙疊好放進衣襟，嘴里嘟囔：“周玉，留神。”

1945年抗戰勝利，裴周玉率部在冀中收編偽軍，隨后投入解放戰爭。多次激戰，如淮海、渡江，他統籌火力分配，手段干脆。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禮炮震響，他隨華東軍區代表團站在解放軍方陣里。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響起，他把軍帽壓低，眼眶卻還是紅了。

建國后的授銜典禮定于1955年9月。軍銜方案公布那天，他被確定為少將。有人調侃：“裴將軍，和你一起報名的兄弟若在，今天得多熱鬧。”他只是笑笑，掏出軍裝內袋那張已經發黃的名冊，五個名字字跡依舊。裴周玉隨口答：“他們都在，只是不穿軍裝罷了。”

同年冬，裴周玉請了短假回平江。龍門村的山道已不似舊年泥濘，稻田金黃。他推開自家院門，八十多歲的張杜蓮坐在門檻上曬太陽，聽見腳步，沒抬頭就問：“回來了？”聲音沙啞卻穩。裴周玉蹲下，“奶奶，是我。”老人用手摩挲他的肩章，輕輕一句，“比當長工時強多了。”

村里人常說，裴周玉是“逃兵”回鄉，逃的是貧困的命，回的是革命的果。可他自己明白，真正逃不掉的，是五兄弟同生共死的約定。授銜后，他主動申請到基層部隊工作，理由簡單——要把新人帶出來，別再讓名冊只剩一個人。

裴周玉晚年常提醒后輩：行軍路上，別忘給同行人騰位置。今天看那張褪色名冊的人越來越少，但老將當年悄悄記下的五個名字，還在軍史檔案里保留。終究，兄弟們沒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