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滇軍起義將領楊朝綸叛變，被捕后陳賡急問潘朔端：該怎么辦

1950年3月15日拂曉，昆明東華門外的寒意仍在，押解隊伍的腳步聲在石板路上有節奏地回響。隊伍中央，楊朝綸雙手被銬，面色陰沉。押送官兵彼此交換眼色——這個人，三年里先后出現過在海城、梅河口、錦州、天津、昆明的投影，每一次都伴著背叛或反復。此刻，他終于再無退路。

陳賡清楚，這不僅是一次軍事法庭的普通審判，更是對起義部隊信義的維護。作為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他向來拿主意果斷，可對楊朝綸卻遲疑了，原因很簡單：當年海城火線上，楊朝綸也曾在通電里寫過“合作到底”四個字。若貿然處置，旁人會不會懷疑我軍對舊部缺乏包容？陳賡拿不準，于是走進市政府臨時辦公室，急聲問道：“老潘，這人究竟怎么辦？”

潘朔端放下公文，沉默片刻：“寬縱？他已叛變不止一次；嚴懲？又簽過起義通電。”這兩難，讓一旁的參謀有些犯難。三年前，潘朔端在海城第一槍打響時立下決心，552團弟兄們靠著他選擇了新生；可楊朝綸，550團的老伙伴，卻一次次扯著舊日軍閥思維折返。

回到1946年5月，滇軍60軍184師三個團分駐鞍山、海城、大石橋。號稱“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軍對這支外鄉部隊多有防備，還專門派諜報隊盯梢。此情此景，潘朔端心中火熱，鄭祖志試圖改變防御部署也被否決。東北民主聯軍的炮聲在海城東南面炸開時，他索性拋出一句：“再打同胞，我無顏回滇西。”一紙通電，把552團拉進了民主聯軍陣地。

這支“只起了半個師”的隊伍很快體會到戰場的嚴苛。552團在海城頂住了60軍的狂風驟雨，里面不少人第一次嘗到與解放軍并肩的滋味。海城起義亦讓東總看見了裂隙中的機會，卻埋下另一個隱患——沒有跟上來的楊朝綸。

楊朝綸出身云南祥云，講武堂第十七期，抗戰時打過硬仗。可他渴望的是“當官發財”，而不是“供給制”。杜聿明一句“保你當師長”，就足夠擊中他的軟肋。于是大石橋一戰，他拒談起義，硬撐數日后兵敗被俘。潘朔端念舊情保下他，東總也希望籠絡起義軍心，給了副師長的名頭。可楊朝綸心中那張空著的“師長”椅子始終在召喚。

同年12月，國民黨大軍逼近南滿。184師在通化整裝待發，列車停靠石人火車站時，敵機轟炸聲遮天蔽日。楊朝綸趁機集合一營又一營，謊稱“分散躲炸”，一頭扎向敵占區，裹挾千余人叛逃。此舉不僅折損了東總的部署，更讓潘朔端聲譽受損。追擊部隊雖追回部分人員，他本人卻逃入敵后，重新掛上了“三青團員”的臂章。

之后兩年，184師被杜聿明連番重組，戰斗力卻一再下降：梅河口被殲、錦州鏖戰折損、天津城下潰敗。每次重組，楊朝綸的軍銜似有提升，兵卻越來越稀，裝備更多是雜牌槍，真正能戰之兵寥寥無幾。1949年初，天津總攻前夜，184師防線被捅了數個窟窿。次日清晨，他在城西被繳械俘虜。按軍法，歸為戰犯并無異議，但這時東南局急需在滇桂湘三省打開局面，滇軍背景的楊朝綸暫被列入勸服名單。

半年后，楊帶著“特殊身份”抵達昆明。本應協助勸進盧漢，卻反手勾連舊部，成了國民黨在滇的暗樁。盧漢洞察其心，索性將他涼置為93軍副軍長，架空兵權。8月，第一批東北先遣人員秘密抵達滇中，50軍代參謀長張秉昌對盧漢細說長春起義前后，與中央保持電波溝通的種種細節。盧漢的顧慮被消解，起義計劃悄然醞釀。

12月9日黃昏，盧漢在公館設宴，李彌、余程萬等被請進門后立刻被控制。21點30分，云南省政府和綏靖公署聯合通電全國，“驅蔣起義”。名單里，楊朝綸的簽名與潘、盧的名字并列。只是，他的心早已游離。李彌突圍后在緬甸叫囂反攻，楊朝綸暗中聯絡特務，企圖誘使93軍舊部倒戈。情報部門數次截獲電文，終于在1950年初將其收網。

案情送到陳賡案頭，措置尺度難把握。畢竟，云南新近解放，起義將領尚未完全穩定，若處置不當，容易被人渲染為“秋后算賬”。然而，放之任其活動，軍心難安。此時，最有發言權的人還是潘朔端。下午四點，三人碰頭——潘朔端、魏瑛、馬逸飛。屋里悶得厲害，連風都不進。

“楊朝綸三次背叛，若再寬容，誰信紀律？”潘朔端的態度堅決。魏瑛補充：“要讓部隊明白，信義不是兒戲。”馬逸飛點頭，筆直站起。短短幾句話，陳賡心中有了定論。隨后公審公告發出：楊朝綸，以組織并參與武裝叛亂、勾結敵特破壞人民政權，判處死刑。

宣判那天，潘朔端親自登臺宣讀。臺下擠滿解放軍和起義官兵。判決書念到“罪惡深重”時，有人沉默，有人輕輕嘆氣。昔日滇軍的兩位老熟人，如今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場。法槌落下，塵埃終定。

有意思的是，楊朝綸被押走時，仍在喃喃：“如果當年讓我當師長……”聲音越來越小，終被清晨的風卷散。對許多曾跟隨他輾轉的舊部來說，這一句子像幽靈徘徊，提醒著選擇與后果之間的距離——一步錯，步步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