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胡耀邦專程探望陳丕顯，談及工作調動：考慮讓你回中央來

1949年4月的一個清晨，蘇南區黨委院落里剛響起起床號，32歲的陳丕顯握著前線送來的電報，目光一閃而過的名字是胡耀邦。彼時，兩人各自扛著解放戰爭的重擔，已很久未見，但只要電報里出現那個熟悉的稱呼，便能讓人回想起十幾年前的少共中央兒童局小木樓——那是他們共同起步的地方。

延安醫院的那段病房情景一直藏在陳丕顯心里。1938年秋，他裹著棉被咳到說不出話，胡耀邦推門而入，聲音輕得像怕驚醒什么：“老陳，外頭有了新電臺，你養好傷再鬧騰。”短短一句玩笑話，將戰友情誼捆得結實。此后南北奔忙，刀光槍火，他們的行程再難重疊，但只要有機會，一封簡短的筆記、一次匆匆的握手，總能讓彼此確信：對方還在隊伍里，還在堅持。

1972年初，北京阜城門的寒風刺骨。胡耀邦剛回京，尚未分配工作，家里人絡繹不絕。陳小津帶來父親的近況，言語間摻雜著憂慮。胡耀邦聽完沉思片刻，遞上幾頁紙：“回去勸伯父寫信給主席，態度要懇切，用事實說話。”那幾句叮嚀后來成了陳丕顯重新上崗的轉折，只不過轉折并不意味著坦途。

1975年盛夏，陳丕顯重新出現在上海市委會議室。室外悶熱，室內問題更熱——經濟卡殼、基層運轉不暢，他連著幾夜沒闔眼。恰在此時，胡耀邦被任命主持科學院黨組，兩位老友隔著數百里再次站在改革前夜的節點，各自尋找突破口。電話里，胡耀邦一句“保持沖勁”，替上海這座沉重的城市添了點加速度。

1977年初，中央打算讓陳丕顯去云南。昆明的高原氣候是否合適，誰也沒底。葉劍英、粟裕先后勸他回軍隊。陳丕顯搖擺不定，當天下午便跑到胡耀邦家。胡耀邦聽完來龍去脈，端起茶杯對他說：“先接任務，不要挑。形勢每周都在變，別錯失窗口。”這句話決定了陳丕顯的下一站，也讓他最終在湖北迎來真正的施展空間。

湖北的困難遠超預期。停電、糧票、副食品短缺、案件積壓——幾乎事事要錢、要電、要人。陳丕顯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奔走武漢、宜昌、襄陽，挨個研究。夜里，他把記錄本攤開，在封底寫下六個字：經濟、治安、思想、干部。外人不知，那幾個字的背后，是他準備與胡耀邦交底的綱目。

1980年2月22日，北京的雪剛停，十一屆五中全會正在進行日程。胡耀邦抽出半天，坐車直奔陳丕顯下榻的招待所。屋里煤爐噼啪，陳丕顯正伏案批改一摞資料。門響，抬頭，戰友已站在面前。兩人簡單寒暄，胡耀邦開門見山：“中央正在醞釀書記處人選，考慮讓你回北京。”陳丕顯愣了一秒，只問一句：“湖北怎么辦？”胡耀邦把目光移向窗外：“地方缺人是暫時的，中央需要你處理更大的盤子。”

短短幾句對話，在筆記里后來被濃縮成兩行字——“中央需要，會回來；地方離不開，還得守。”比起文字的克制，當時的空氣更顯緊繃。湖北剛有起色，貿然調人確有難處；中央工作千頭萬緒，又不能缺少熟悉政法和軍隊的干部。胡耀邦肩負統籌，來此一趟只為摸底老友態度，順便在茶幾上拍下一張照片留存，照片里兩人都沒笑，那是一種默契的莊重。

會議閉幕后，綜合各方意見，中央決定陳丕顯暫不北上。湖北的文件批下來，他照舊領著班子解決電網、處理治安、推行財政包干。湖北干部后來回憶：“陳書記好像一天跑三座城，夜里還能坐在汽油燈下改方案。”這種干勁，與少兒時代那股鑿空發刊物的拼命勁兒一脈相承。

1982年9月，十二大召開前夕，調令終于塵埃落定——陳丕顯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政法委書記。余秋里申請與其互換分工，高層慎重討論多個晚上，最終拍板。鄧小平讓胡耀邦再次去征求意見。電話里，胡耀邦只問一句：“可以嗎？”對方答得干脆：“服從組織安排。”

兩位花甲之年的老戰友再次并肩。書記處日夜燈火，文件堆得比人高。陳丕顯掌政法，胡耀邦總攬全局；一個擅長細節抓落實，一個長于謀勢定方向。午休時，他們偶爾聊到當年《時刻準備著》的兒歌，還能把調子哼完整。有人打趣：“你們這么記得住？”陳丕顯拍桌：“那是少年的命根子，忘不了。”

干部年輕化政策隨后推出。湖北的關廣富脫穎而出，成為40歲出頭的省委書記，正是陳丕顯向中央遞交的建議名單之一。與此同時，胡耀邦在組織部點將，提拔大批四十來歲的省部級干部。外界議論紛紛，兩位老人卻心里透亮：大船要換新槳，新槳得盡快下水。

1985年再次召開的全國黨代會讓年輕面孔成批走到臺前。有人問陳丕顯：“調走湖北后悔嗎？”他搖頭：“輪到我時，我接了擔子；輪到后來的人，他們也能接得住。”這句樸素的話，恰好回應了胡耀邦一貫的信念——歷史的接力棒不在誰手里長久停留，關鍵是跑好手中的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