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成化十七年（1481年），京城出了樁怪事。
有個老手藝人走了，皇上朱見深沒把他當普通人送，非但辦了場國葬級別的白事，還特地下旨要把靈柩送回蘇州老家風光大葬。
擱在大明朝，工匠那也就是個“干苦力”的命，一人入行，全家跟著受罪，八輩子翻不了身。
但這老爺子是個例外，活著的時候官帽子戴到了工部左侍郎，那是正三品的實權，領的工資更嚇人，是一品大員的待遇。
皇上平時都不直呼其名，張嘴閉嘴就是“蒯魯班”。
這人本名叫蒯祥。
如今大伙兒去北京天安門廣場，北邊那個紅墻黃瓦的城樓子——天安門（那時叫承天門），就是他一手搗鼓出來的。
大伙兒瞅著天安門那是氣派，可要是把當年的施工圖紙扒開來看，你會發(fā)現，蒯祥能把一眾同行甩出幾條街，靠的根本不是手里的刨子鑿子，而是腦子里那套超前的“系統(tǒng)化算計”。
他心里的這三本賬，算得那是相當明白。
第一本賬：光好看沒用，得“抗造”
把日歷往前翻65年，那是永樂十四年（1416年）。
那會兒蒯祥還是個18歲的毛頭小伙。
蒯祥他爹蒯福是名聲在外的老匠人，被點名征召，年輕氣盛的蒯祥死活要跟著老爹一塊兒北漂。
到了南京工部報到，頭一道坎就是“海選”——畫樣圖。
當時來搶飯碗的老資歷不少，腦子里的彎彎繞都差不多：給皇上蓋房子嘛，怎么大怎么來，怎么花哨怎么整，把主子哄樂呵了就算齊活。
蒯祥悶頭畫了三天三夜，交了一張圖：九間五門，頂上是重檐歇山，帶平座欄桿，下頭是通透的門洞。
朱棣一眼就相中了這個調調，但他緊跟著拋出了個要命的技術難題：“要是地基下沉個三寸，那門洞發(fā)拱還能撐得住嗎？”
這問題問得太刁鉆，太現實。
北京金水河邊上那土，松得跟發(fā)糕似的，不像南京那是石頭底子。
那么沉的城樓壓上去，地基往下陷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要是沉得不均勻，城門非裂了不可，搞不好還得塌。
一般的老師傅碰上這事兒，回答基本都是一個路子：“臣多打點樁，多填點石頭，把它筑得鐵桶一般。”
這叫“死磕”。
可蒯祥給出的法子完全兩樣，他算的是怎么“借力打力”。
他回話給朱棣：咱們砌磚的時候，把那個楔形角度微調一下，讓拱券帶點“彈性”，地基要是微微變形，它自己能跟著調。
至于腳底下那塊地，他也沒打算硬頂，而是來了個“軟硬兼施”：先打柏木樁，灌上糯米石灰漿，等干透了鋪上橫木做成“筏子”，最后再砌須彌座。
說白了，就是給死沉死沉的城樓底下，墊了一張又大又有韌性的“彈簧床”。
朱棣和工部尚書宋禮聽完直點頭。
這小伙子腦子里裝的不光是木工活，連地質學和力學都門兒清。
第二本賬：光苦干不行，得“取巧”
圖紙定了，朱棣讓蒯祥先做個“燙樣”。
這玩意兒就是現在售樓處里擺的那種建筑模型。
蒯祥弄出來的模型，不管哪個榫卯都能拆下來，裝回去還嚴絲合縫，朱棣拆著玩了半天，拍大腿喊：“這就是活魯班啊！”
可真正的硬仗，是在永樂十五年的北京工地上。
那是真正的超級工程，幾萬號工匠，木頭堆得跟山似的。
換個一般的總工，這會兒估計早就天天蹲工地上，盯著這個鑿眼，看著那個鋸木頭，生怕出一丁點婁子。
可監(jiān)工的官老爺發(fā)現個怪事：作為一把手的蒯祥，十天半拉月才去趟現場，絕大多數時候都窩在工棚里擺弄他那個模型。
監(jiān)工急眼了，沖進去質問：“你當甩手掌柜，回頭出了亂子誰頂著？”
蒯祥手里攥著把尺子，眼皮都不抬：“把心放肚子里，亂不了。”
這背后，是蒯祥算的第二本賬：效率賬。
靠人眼去盯，累死你也管不過來幾萬人。
蒯祥就干了一件事——把活兒標準化。
他把所有要用的構件都編了號。
哪根梁配哪根柱，哪個榫頭插哪個卯眼，全在圖紙上標得明明白白。
干活的人根本不用懂這房子長啥樣，就像搭積木似的，把標號對上的木頭加工好、拼一塊就行。
為了保證這種“傻瓜式”干法不走樣，他又搗鼓出一堆小工具：
標好了常用尺寸的“樣板尺”；
專門卡連接處的“榫卯規(guī)”；
測木梁平不平的“雕龍水平儀”。
他把這些玩意兒發(fā)下去，教會大伙兒怎么用。
這么一來，活兒干得好壞不再看“師傅眼神好不好”，而是看“工具準不準”。
這套路子后來有個名號，叫“蒯祥營造法”。
效果那是杠杠的。
到了裝斗拱的時候，蒯祥用了“盲裝法”。
工匠們壓根不用現場比劃，拿起預制好的斗拱，往留好的槽里一插，咔噠一聲，嚴絲合縫。
有個干了40年的老木匠當時就服氣了，說這輩子沒見過這么利索的干法。
第三本賬：光守規(guī)矩不行，得“變通”
話雖這么說，紙上畫得再好，真干起來還得挨現實的巴掌。
爺倆到了北京實地一量，大麻煩來了：元代故宮遺址那地基，比預想的多沉下去了二寸七分。
這意思就是，要是照原圖紙蓋，城樓高度就不夠了，看起來沒氣勢，癟癟瞎瞎的。
這時候擺在蒯祥面前就兩條路：
一是推倒重來，重新畫圖。
但這工期肯定得拖，皇上一發(fā)火，腦袋就得搬家。
二是裝傻充愣，硬著頭皮蓋。
但這房子蓋出來肯定挨罵，搞不好驗收都過不了。
蒯祥選了第三條路：改數。
他當場拍板，改方案：所有柱子加高兩寸，斗拱往外多挑三分。
說得輕巧，這種全是榫卯咬合的木頭房子，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改一個數，后面幾百個數都得跟著變。
監(jiān)工看著剛切好的木料又要回爐，急得直罵娘，可看在蒯祥是皇上紅人的份上，只能照做。
事實證明，這筆“變通賬”算神了。
永樂十七年清明，承天門立架。
那根一萬斤重的金絲楠木大梁，在蒯祥旗語指揮下，慢悠悠升起來、平移，最后“轟”的一聲悶響，穩(wěn)穩(wěn)當當嵌進了漢白玉石柱頂上的凹槽里。
分毫不差，就像長在上面一樣。
站在人堆里的老爹蒯福，沖著兒子豎起了大拇指。
那一刻他心里明鏡似的，兒子已經把他甩在了身后，也把這個時代絕大多數的工匠都甩在了身后。
太陽落山，承天門算是齊活了。
夕陽底下，那宮門壯麗得讓人不敢喘氣。
蒯祥一個人爬上腳手架，在最高的那根正脊檁上刻了個“蒯”字。
這是當工頭的特權，也是最高的臉面。
就因為這座門，蒯祥從一個滿身木屑的草民變成了朝廷大員。
明朝的書《雙槐歲鈔》里寫，他“食一品俸”，皇上賞他的東西更是海了去了，據說有一年賞了五百萬石的俸祿（這數可能是虛指，反正就是多得嚇人）。
后來他又主持修了紫禁城三大殿、明英宗的陵寢，甚至在1465年承天門被雷劈了之后，以67歲的高齡又披掛上陣給修了一回。
1481年，84歲的蒯祥壽終正寢。
他這輩子，其實就干對了一件事：在那個全靠老師傅憑感覺、憑經驗的年代，頭一個把“數據化”和“標準化”這套東西給玩明白了。
那個刻在天安門大梁上的“蒯”字，代表的不光是一個蘇州小伙的名字，更是中國古代工匠在工程管理和技術決策上的頂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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