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精神病院騙保案曝光：衛健委緊急介入調查

作者 | 十三妹

這兩年最忙的部門就三個：衛健委，教育部，食安辦。

每次因為底下不省心，輿論洶涌之下，都不得不迫使這幾個部門提級調查。

最近《新京報》關于湖北襄陽、宜昌多家民營精神病醫院系統性騙保的臥底報道，掀開了醫療監管中一塊長期被遮蔽的陰影。

昨天國家衛健委已派出相關司局負責同志和專家赴湖北，督促指導地方做好調查工作，依法依規嚴肅處理。同時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普查。

縱觀此次事件，涉事醫院瞄準的往往是醫療知識相對薄弱、經濟條件有限的農村或基層群體，以“免費”為糖衣炮彈，將本無需住院的正常人“制造”成精神疾病患者。

當“免費住院”成為誘餌，當護工、保安被批量“制造”為精神病人，當“假出院”成為規避監管的常規操作，這已不僅是簡單的醫保資金流失，而是對醫療倫理底線的徹底踐踏。

護工一句“一個月一個人套5000，100個病人就是600萬”的赤裸計算，與醫院“醫藥費和生活費全免”的溫情承諾形成刺眼反差，暴露出部分民營醫療機構將醫保基金視為提款機的扭曲邏輯。

涉事醫院之一的襄陽恒泰康醫院，其背后的資本浮出水面，媒體曝光稱疑是上市公司愛爾眼科的創始人陳邦。如果傳言屬實，那說明資本在醫療市場的黑手就伸的太長了，必須盡快斬斷，

2016年后，國內精神病醫院進入高速擴張期，十年間數量增長超過三倍。這種擴張背后，一方面是精神衛生服務需求的真實增長，另一方面也潛藏著資本逐利的沖動。當以快速復制、規模擴張為特點的連鎖模式，遇上精神衛生這一需要精細管理、高度責任感的特殊領域，矛盾便開始顯現。

騙保鏈條之所以能夠形成，源于多重制度漏洞的疊加。按床日付費的醫保支付方式，客觀上創造了“住院越久收益越高”的激勵機制。當這種機制遇上部分民營醫院對醫保基金的高度依賴（有的機構醫保收入占比高達100%），便催生了“小病大養”“沒病也養”的畸形生態。

更值得警惕的是，精神病院的封閉性特點為監督設置了天然屏障。患者由于疾病特點往往表達受限，家屬探視不便，外部監督難以深入病房這一“黑箱”。報道中提到的阻撓符合出院標準患者離開的情況，正是利用了這一監管盲區。

此次事件暴露出醫療資本擴張中一個根本性矛盾：當商業邏輯進入需要高度社會責任的領域時，如何確保不偏離醫療服務的本質？精神衛生服務不僅涉及醫學治療，更關乎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社會融合。將患者異化為“醫保套現工具”的做法，徹底背離了醫療行業的倫理底線。

陳邦的商業版圖曾被視作把握時代機遇的典范，從眼科到精神科的跨界也看似順應了市場需求。然而，當擴張速度超越管理能力，當盈利壓力壓倒醫療倫理，曾經的商業成功便會面臨嚴峻考驗。

此次事件中，涉事醫院被指通過不當診斷、虛構治療項目、重復收費等方式套取資金，甚至還存在過度治療，不給出院的情況，斑斑劣跡可謂觸目驚心。

事件曝光后，湖北省已成立調查組，國家衛健委更是高度重視，已成立工作組進駐湖北。但這不應僅是針對個別機構的查處，更需推動系統性治理。

談三點不成熟的建議吧：

第一，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勢在必行。

單純按床日付費的模式需要向按病種、按價值付費等更科學的方式轉變，從源頭上消除“掛床住院”的經濟激勵。

第二，監管機制必須創新。

對于精神衛生等特殊領域，應考慮建立第三方監督、患者權益代表等制度，打破醫院的封閉性。應建立民營醫療機構的社會責任評估體系，將其與醫保定點資格、行業準入等直接掛鉤。

第三，必須來一次全國大普查。

此次騙保事件為中國民營醫療行業的發展敲響了警鐘。隨著醫療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民營資本在填補公共服務缺口，但醫療行業的特殊性在于不等同于普通商業服務。患者的健康與生命、醫保基金的公共屬性，都要求這一行業必須守住倫理底線。

襄陽騙保案的曝光，撕開了醫療監管的裂縫，也映照出資本擴張中的倫理缺失。醫保基金是民眾的“救命錢”，它的安全不僅關乎醫療體系的可持續性，更關乎社會公平正義。

這條重建之路漫長而艱難，但每一次危機的曝光與反思，都是邁向更加規范、更有溫度醫療環境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