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張國燾殺害的幾位英烈

本文轉自新大觀，作者散木，原載《同舟共進》2011年第9期

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共中央軍委經過兩次審議，確認了36位無產階級革命軍事家的名單。這36人，應該說其中許多名字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他們是共和國的領袖和元帥、大將等。其中8位是在戰爭期間犧牲或殉職的烈士，葉挺、左權、彭雪楓、羅炳輝，人們比較熟悉；至于曾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的許繼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或許就有人感到陌生了，這是由于他們犧牲較早，而且是“被錯殺”的。這些“被錯殺”的烈士，有的是在鄂豫皖根據地被張國燾“錯殺”的，有的是在湘鄂西被夏曦“錯殺”的。

災難降臨根據地

受“左傾”中央派遣奔赴蘇區，執行“左傾”方針，濫殺異己，張國燾可謂“首屈一指”。

張國燾的“肅反”目的，“不是為著鞏固黨，鞏固部隊和蘇區，而是為著鞏固張國燾個人的獨裁和統治，將一切妨礙遂行國燾個人統治的‘異己分子’鎮壓，使保衛局成為國燾個人獨裁的工具”。（《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

張國燾

正如何干之在《張國燾路線和黨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中指出的：張“在川陜根據地肅反中曾殺了兩萬多人，其中也有些剝削階級地主富農豪紳，但多數是農民”，也包括知識分子。另外一部分“肅反”對象，則是從白區或白軍中過來的人員，這些人不論起義、投誠還是被俘，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都要嚴厲審查。

于是，1931年9月，在鄂豫皖蘇區的白雀園（位于河南省光山境內），一幕幕悲劇上演了。一大批紅軍高級干部被扣上“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罪名，被“整肅”，被“錯殺”。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在回憶中悲痛地說：“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干部被逮捕、殺害。”這甚至還包括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此外，朱德的大哥，一位村蘇維埃主席，也“被錯殺”了。

“特科”名將鄺繼勛之死

鄺繼勛（1897～1933），貴州人，曾相繼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軍長、第一軍軍長、第四軍軍長、中共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

鄺繼勛

鄺繼勛早年加入川軍，由士兵逐漸升為連長、營長、團長、旅長。

1926年加入共產黨，1929年在四川蓬溪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任總指揮。此后他還有一段特殊的革命經歷。

鄺繼勛年少時，父親就教他使拳弄棒、強身健體，后來又當兵，作戰英勇，精通各樣兵器。加入共產黨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他的思想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是一位難得的“雙肩挑”的將帥。也是因為他的這一特點，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遭到破壞之際，周恩來等人為新成立的“特科”挑選可靠、精干的成員時，鄺繼勛自然是合適人選，從四川被調至上海，擔任特殊工作。

初來乍到，鄺繼勛不負使命。他身手不凡，兩把手槍在他手里左右開弓、百發百中，有“神槍手”之稱。更加可貴的是他還有從事地下工作的素質，勇敢機智、膽大心細，其相貌又頗似出入豪門的上流人士，于是在上海得心應手，屢次圓滿完成組織交付的任務。其中最精彩的，就是由他擊斃了罪大惡極的叛徒白鑫（出身黃埔軍校，曾是葉挺獨立團成員，參與過南昌起義，后調任上海中共臨時中央軍委秘書，叛變后供出了軍委會議的地點和時間，致使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等四人被捕。所幸周恩來因病未至，才避免了更大損失）。據說，這讓當時上海灘的“黑老大”、幫助蔣介石在上海“清共”的黃金榮也聞風喪膽，一度躲在公館里不敢出來。

鄺繼勛此后還曾從事兵運工作。

1930年1月，他奉命赴蘇區任紅六軍軍長，此后戰功卓著。1931年任紅四軍軍長，多次粉碎國民黨的“圍剿”，使鄂豫皖蘇區連成一片。

張國燾來到鄂豫皖后，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革命軍事委員會，鄺繼勛仍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紅四軍軍長。由于鄺繼勛反對和抵制張國燾強令執行的“左傾”政策，不久被撤銷軍長職務，調任紅十三師師長，后又被派往皖西組建紅二十五軍（鄺任軍長兼獨立師師長）。

長征開始前，鄺繼勛和曾中生、余篤山等商議派人去中央揭發張國燾的錯誤，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糾正，后又改由曾中生以書面形式向張國燾陳述大家的意見，迫使張召開師以上干部會議。也是在這次會上，鄺繼勛對張國燾進行了面對面的尖銳批評，遭到張的忌恨。

進入川北后，鄺繼勛在新成立的川陜省臨時革命委員會中任主席，他為了分化和瓦解敵人，主張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于是寫信給原在軍閥部隊的舊部，勸說他們擁護紅軍，爭取起義。不料此舉成為張國燾的借口，他對鄺進行瘋狂的打擊報復，竟以“國民黨改組派”“右派”的罪名將鄺逮捕，并于1933年6月在通江將其秘密殺害。

直到1937年，在延安批判張國燾錯誤時，鄺繼勛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在何福圣的《紅色帶刀侍衛——張國燾衛隊長自述》一書中，原張國燾的衛隊長回憶了當年張國燾故意誣陷和殺害鄺繼勛的全部過程。他說：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寫信和秘密會見對方的長官，其實在紅軍內部并不是秘密，張國燾就曾假惺惺地對鄺繼勛說：“看來我給田頌堯寫的信不起作用，你過去在川軍中當過旅長，軍營中袍澤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給他們寫封信？即使不能動員他們倒戈，能爭取他們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羅澤洲

于是鄺繼勛奉命寫信給川軍的故舊——師長羅澤洲和旅長謝德堪，然而兩封秘信卻落到了張國燾手上，成了鄺繼勛通敵的“鐵證”。

在何福圣的筆下，有鄺繼勛人生舞臺的最后一幕：那是他“被錯殺”的場面。張國燾派黃超來監斬，其時“天已經黑透了”，“作為政治保衛局關押重要犯人的監獄關帝廟，孤零零地立在場頭”。“監獄的負責人簡單地匯報了解決鄺繼勛的手段，便帶領我們和早已準備好待命的執行隊員，來到了東廂房。在昏黃的馬燈下，我一眼便看見了在木柵欄里關著的鄺繼勛。他沒戴軍帽，頭發又長又亂，像一蓬荒草，一件破舊的沒有領章的深藍色軍團裝，空空蕩蕩地籠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被張國燾下令抓起來關在保衛局監獄中的曾中生、余篤三，此時也被轉押到了這里。而余篤三只比鄺繼勛多活了五天。

“候補元帥”曾中生之死

若說曾中生（1900～1935）是“候補元帥”，一點也不夸張。他不僅是開辟一方根據地、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還是畢業于黃埔軍校且又在蘇聯學習過軍事理論的軍事家。他生前曾潛心研究軍事，寫有一批軍事著作，如《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等，這些珍貴的紅軍作戰的總結后來結集為《曾中生和他的軍事文稿》一書。

徐向前

當年一起工作時，陰險的張國燾也不得不佩服曾中生的軍事才干，并將他的著作指定為紅四方面軍指揮員的必讀書籍，而這些著作后來又被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帶到延安，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軍事遺產。正如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的回憶錄中對他的評價：“曾中生同志是個能文能武、智勇雙全的紅軍領導人，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對黨忠誠、待人誠懇、才思敏捷，渾身充滿著革命者的戰斗激情和力量。”

（有一個插曲：早在曾中生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時，曾與一位女同志黃書蓮同在南京開展兵運工作，后又一同調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兩人產生感情，并結成夫婦。婚后，曾中生又被調往鄂豫皖，新婚的妻子則留在上海，在周恩來領導下先是跑“交通”，后又任閘北區女工部長。抗戰爆發后，黃書蓮易名黃杰，迢迢來到延安，卻悲痛地得知曾中生已遇難。后來，她與被張國燾殺掉妻子的徐向前結為連理。）

曾中生

曾中生原名曾鐘圣，湖南資興人，早年從軍，

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同年加入共產黨。北伐戰爭中，他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部任前敵總指揮部組織科長。大革命失敗后，他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曾中生回國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委機關工作。他很早就對毛澤東關于武裝斗爭、根據地建設的思想有所認識，也閱讀過毛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兩人雖處不同地方，思想卻是相通的。

1930年，曾中生被派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后又調往上海中央機關，六屆三中全會后他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被派赴鄂豫皖根據地，此后相繼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紅四軍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

曾中生是善于領導和指揮根據地戰事的將才，他率領鄂豫皖軍民勝利擊潰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圍剿”，隨后當選為中共鄂豫皖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不僅如此，他還善于開展根據地建設，在不長的時間內，鄂豫皖就成為擁有人口250萬、僅次于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

曾中生

而當張國燾以“中央全權代表”身份來到鄂豫皖時，這種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

按照王明中央的要求，張國燾是來“改造”蘇區的黨和紅軍的，于是中共鄂豫皖特委被撤銷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軍事委員會，張國燾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曾中生則只是紅四軍的政治委員。隨之，為使紅軍和根據地實現“徹底轉變”，張國燾開始狂熱地推行“左傾”“新政策”，尤其致力于反對所謂“立三路線殘余”“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反對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反對調和路線及黨內和平傾向”。這一系列的“反對”也就具體到了曾中生、許繼慎（先任紅一軍軍長，后任紅十二師師長兼鄂豫皖軍委會皖西分會主席）等人頭上，因為他們敢于抵制張國燾的錯誤，特別是在紅軍向外進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等問題上，他們的分歧越來越大。

張國燾要指揮部隊打安慶乃至南京，曾、許則主張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以鞏固和擴大根據地來牽制敵人。根據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誰對誰錯，這是不難看清楚的，然而張國燾認為這是反對中央。張還指責許繼慎等“保持軍閥和土匪的習氣”，結果他勢大壓眾，曾中生、徐向前、許繼慎等被迫奉命率紅四軍主力東進，并且依靠紅軍將士的頑強戰斗力攻克了英山城。

許繼慎

但在部隊休整時，曾中生、徐向前、許繼慎、余篤山、周維炯等認真分析敵我態勢，愈加感到張國燾的作戰計劃實屬冒險。他們當機立斷，改變原定的作戰方案，一面將意見向中央分局報告，一面不失時機地揮師南下。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在曾中生等人指揮下，紅四軍很快開辟和恢復了以英山為中心的大片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牽制了敵軍，有力地策應了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斗爭。

這本是應予表彰的戰功，張國燾卻猜忌難忍，來信指責曾中生等“抗拒分局指示”“重復立三路線”。曾中生等人一方面聯名上書中央，一方面提議召開干部大會充分討論張國燾的來信以辨明是非，最后確定紅四軍的行動方向。可以想見，正是這一舉動惹惱了張國燾，他必欲置曾中生等人于死地了。

一場殺戮隨即來臨。張國燾布置了紅四軍的“肅反”，撤銷了曾中生的政委職務，改派陳昌浩接任。隨即，許繼慎、周維炯等被捕。在白雀園，又是腥風血雨，被酷刑折磨得遍體鱗傷的許繼慎等被用擔架抬進審訊室，張國燾親自審訊，他蠻橫地拒絕任何申辯，在“公審”之后，便殘忍地將許繼慎、周維炯等秘密處死。

對于曾中生，鑒于其威望，張國燾還不敢立即殺害，他以“動搖黨在紅軍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縱容反革命分子活動”為由，將曾中生調離部隊考察，而這一處理結果也得到了“左傾”中央的認可支持。

曾中生

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組成，隨后獨立師也組成，在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下，張國燾被迫讓曾中生擔任獨立師師長，這支部隊隨即戰功赫赫。不久，張國燾反“圍剿”失利，計劃向西退卻，在1932年12月的小河口會議上，曾中生指責張國燾放棄鄂豫皖根據地而實行無目的無計劃的退卻，曾的批評代表了大家積蓄已久的意見。

據原紅四方面軍保衛局的祁德林回憶：“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極了，他面對著張國燾這個誰也不敢惹的黨內霸王，列舉種種事實，進行了有根有據的批評。”此前飛揚跋扈的張國燾見自己處境孤立，于是表面上接受了意見，還假惺惺地表示要加強集體領導，并且委任曾中生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

其實，張國燾對曾中生一直耿耿于懷，伺機要除掉曾。就在紅四方面軍開辟川陜根據地，曾中生協助總指揮徐向前屢建戰功之際，張國燾卻在暗地里布置著秋后算賬的陰謀。也是在紅四方面軍呈極盛狀態之時，張國燾磨刀霍霍，把曾經反對過他的鄺繼勛、余篤三秘密殺害，又軟禁了廖承志，進而孤立了曾中生，最終又將曾關押并嚴刑拷打，強令他寫所謂“自首書”，以交代小河口會議和在鄂豫皖時期所犯的“錯誤”。此后曾中生就被監禁了起來。

曾中生是不屈的。在獄中，他回顧了鄂豫皖紅軍反“圍剿”和入川以來歷次作戰的經驗，凝神撰寫了一部《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的軍事著作，這也是他的遺著。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據說毛澤東曾在毛兒蓋與張國燾會見時詢及曾中生，言辭中頗有關切之意，對此張含糊其詞，只詭稱曾的身體不好，還在后方休養云云。獄中的曾中生獲悉后，興奮地上書中央，鄭重地表達了為黨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審查和處理；同時他還向張國燾提出釋放自己的要求，并要求允許他向中央匯報。據說當時的黨中央也已通過各種渠道得知曾中生被張國燾非法監禁，于是提出釋放曾的要求。張國燾害怕了，他扣押了曾中生的上書，同時也拒絕黨中央派人與曾見面的要求。

紅軍長征即將全勝之際，1935年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在卓克基，張國燾派人用繩索將曾中生秘密勒死。為掩人耳目，他讓人在殺了曾中生之后，又故意向天上放槍，并且大喊大叫：“曾中生逃跑了！他向敵人投降了！快追呀！”隨即煞有介事地派人在山上搜來搜去。

曾中生之死的消息被張國燾嚴密封鎖。半年后，抵達陜北的中共中央還特意請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電示張國燾：“鄂豫皖肅反頗多左的錯誤，要接受歷史教訓，進行檢查”，并要他對曾中生“須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給以優待”，同時希望保全廖承志的性命。（因為會畫畫，能進行宣傳工作，廖承志才得以保全性命）

“龍潭三杰”之一胡底之死

另一位中共烈士胡底，也死在張國燾手里。胡底，中共“龍潭三杰”之一，曾與李克農、錢壯飛在上海和天津等地從事地下工作，后赴蘇區根據地，任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預審科長、偵察部長、紅軍工作部執行部長等，長征時為紅軍總司令部偵察科長。

李克農后來曾無限感慨地說：“三杰”，錢壯飛是死在長征途中的，沒想到胡底也死在了長征途中，然“胡底年紀最輕，而文筆才華最高”。（“三杰”都從事過紅軍演劇隊、宣傳隊的工作，他們也都是出色的編劇和演員，胡底和錢壯飛、李伯釗等還籌建創辦了“高爾基戲劇學校”。）

胡底

胡底年僅30歲而死，真是可惜。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由于與張國燾發生了爭論，最后紅軍分成左路軍和右路軍分頭北上。胡底隨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等人，在紅軍總政委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行動。兵至阿壩，張國燾突然下令全軍以及受到裹脅的右路軍的一部南下，從而與毛澤東和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形成分裂之勢。

胡底對此十分氣憤，遂在行軍中有所表示，張國燾得知后惱羞成怒，不僅給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并誣“三杰”為“國民黨特務”（其時錢壯飛已死難，李克農在右路軍）。此后張國燾對胡底不僅降低待遇（取消乘馬和勤務兵），讓他帶病行軍，而且予以嚴密控制。

最后，行至草地的松崗地區（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在一偏僻處，張國燾下令處決了胡底，同時殺害的還有許克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