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劇風暴中，被「催熟」的孩子們

孩子們被推向一個還沒準備好規則的世界。

文丨黃天媛

編丨鄔宇琛

文章來源｜鏡相工作室(ID:shangyejingxiang）

晚上九點多，上海松江的一棟別墅外，星星今天的最后一場戲終于結束了。他揉了揉眼睛，這是短劇《媽咪有人冒充你》開拍的第17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前，6歲的星星從短暫的睡眠中被叫醒。他被凍哭了。但燈光、攝像、導演都已就位，拍攝必須繼續。整部戲拍了七天，星星有六天戲份。中間偶有休息，但日均工時仍然在12小時以上。

過去兩年，越來越多像星星這樣的孩子，出現在了短劇片場。面對超長工時和夸張的劇情，這些孩子表現出超出同齡人的責任感，以及“說哭就哭，說笑就笑”的情緒控制能力。而短劇也為部分家庭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回報。

但在鏡頭之外，這個年產值825億的行業，對未成年演員的保護幾乎為零——缺少工時限制、內容審查和心理支持，只有家長的肉身陪護。魔幻新奇又高速運轉的短劇行業，像是一臺不知終點的列車，正帶著孩子們駛向一個還沒準備好規則的世界。

“新式培訓班”

叮當第一次試戲，是一段哭戲。

他需要扮演的是一個維護奶奶的小孫子，表演需要他邊哭邊說臺詞。那時叮當才3歲多一點，剛剛能把話說清楚，還不理解表演是什么。為了讓他順利哭出來，媽媽選擇拿走叮當在意的東西“催哭”，“我把你的飲料喝了噢！”

叮當哇的一聲，眼淚流下來了。趁著眼淚下來的瞬間，叮當媽媽打開攝像機，帶著叮當一字一句地說完了臺詞，“奶奶是好人，你們不能欺負她！”三個月后，3歲的叮當，開始打上了短劇的工。

叮當的入行是種巧合，帶著點媽媽的“不服氣”。

叮當媽媽干著一份和童模和拍戲毫不相關的工作。在2024年，叮當媽媽接到那通號稱影視機構的試鏡電話以前，她只會在偶然刷到抖音時看兩眼短劇剪輯，甚至算不上短劇的受眾。抱著“去看看”的心態，她把孩子帶去了機構——和許多中產家庭的父母那樣，她也為孩子報過各種培訓班。

在那次試鏡過程中，工作人員不斷夸獎叮當可愛的外形條件，“不培養就浪費了！”但付費的要求讓叮當媽媽遲疑。她沒有再繼續試鏡，打斷了工作人員的說服，帶著孩子離開了機構。

這次經歷卻讓叮當媽媽生出讓孩子拍短劇的念頭。“難道一定要交入會費才能入行嗎？”她開始在社交平臺上搜索信息，進入免費的通告群，并且主動加經紀人。不久之后，叮當就順利拍上了短劇。

門檻低，體驗新奇，是大多數家長選擇讓孩子進入這一行的最初原因。

2023 年12月某天，7 歲的安娜拍攝了她的第一部短劇。那是一部年代劇，安娜的那段戲是村里感染了瘟疫，一些村民揚言要燒死安娜飾演的小女孩。那天長沙很冷，安娜穿著破破爛爛的薄棉襖，從山坡上一次次滾下來。拍到晚上九十點鐘回來的時候，陪同進組的父親心痛了，“再也不要接這樣的了”，“家里并不缺錢，又何必為了幾百塊片酬做到這種地步？”

如今三年級的安娜是一位混血兒，媽媽是中國人，爸爸是突尼斯人，爸爸常年在國外工作。幼兒園時，安娜因為長相突出，被一則電視廣告的導演組看中，此后，走上“童星”的道路。2023年后，安娜的媽媽因為在通告群里看到了新鮮的短劇正在招募演員，于是把孩子送去試鏡。

憑借突出外形條件以及感受能力，那部戲之后，安娜的片約接踵而至。第二年，安娜媽媽正式辭職，開始全職陪安娜拍戲。那一年，母女二人全國跑組，西安、橫店、昆明……幾乎跑遍了全國所有短劇拍攝地。安娜的日薪很快超過 3000元，成為被很多制片人和導演青睞的兒童短劇演員。即便一個月只拍一部戲，也能為家庭帶來兩萬元左右的收入。

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其他家庭身上。星星最初因一條模仿高德地圖語音包的短視頻被一位導演注意到，受邀為奶粉廣告配音，在現場又因為外形出眾被建議轉做拍攝。2024年3月，他通過經紀人接到一部萌寶戲，正式進入短劇行業。

《DataEye 2025年微短劇行業數據報告》顯示，2025年中國微短劇、漫劇全年產值達千億，其中真人微短劇的整體市場規模在825億左右。劇用戶規模達到6.96億。這樣一個滿是熱錢的新興行業，為成人演員和制作團隊提供了密集的工作機會，也讓許多兒童演員涌入這個行業。

如今，短劇行業甚至誕生了一條以兒童為第一主角的“萌寶”賽道。在多個短劇平臺上，萌寶題材的短劇頻頻占據榜一。有行業媒體指出，雖然這類短劇在總產量上并不突出，但爆款頻出。Dataeye數據顯示，2025年熱力值5000萬以上短劇中萌寶類型題材占比超過30%。

越來越多未成年人進入短劇片場。但在進組之前，幾乎所有家長都承認，他們并未真正意識到短劇拍攝的強度。

某短劇劇組讓嬰兒夜間淋雨。 圖源社交媒體。

不久前，有短劇演員在社交媒體發布了一則拍攝花絮，引發眾怒。視頻中一名女演員背負嬰兒在雨中拍攝。這名演員表示，她對于這名嬰兒長時間淋雨的處境感到氣憤。有網友透露，這場戲嬰兒的片酬僅800元。

行業繁榮之下，個體被迅速安放進高度工業化的生產體系里，成為其中一環，哪怕只是一個孩子。在家庭博弈和市場選擇中，年幼的演員品嘗了成果，也承擔了本不該承受的代價。

被訓練出的“成熟”

“你現在隨便拎出來一個4歲小孩，哪個小孩能在一件事情上專注10個小時以上？沒有。”叮當媽媽說。

初入短劇行業，孩子和家長似乎都是欣喜的。孩子們很快愛上了拍短劇。穿上仙俠或總裁的服裝，今天在片場吃糖葫蘆，明天騎自行車，和各式各樣來自天南海北，又看似友善的人相遇相熟，又在七天后分離。

劇組里的人際互動，也為一些孩子帶來了新的情感體驗。安娜的爸爸常年在國外工作，父女一年內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不過兩三個月。第一次演女兒的角色的時候，安娜在片場指著對手戲演員告訴媽媽，“我有爸爸了！”

家長們也反復提到，自從進入短劇行業后，能明顯看到孩子的進步——“更專注，更外向，也更成熟”。盡管現在叮當才4歲，但已經能清晰復述自己拍過的每一部劇情、角色名字，還會說出類似“拍賣會”這種他們那個年齡段并不常見的詞語。回到家里，他會主動且詳盡地和客人分享他的拍攝經歷，“我跟這個演員一起拍過戲，他在里面演的是個壞人，但他其實不是壞人，是好人。”

星星也因為拍短劇，已經能認2000多個字。在別的孩子還需要家長陪著讀劇本的時候，他已經能自己拿著熒光筆，一行一行地標注臺詞。

星星拿著熒光筆標注臺詞。圖源：受訪者

他們還發現，孩子逐漸擁有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的定力，在雨天泥地里摔倒也不輕易抱怨的耐力。對許多家庭來說，這些變化構成了堅守在短劇行業的理由。

但這些能力，并不是憑空出現的。短劇行業的效率，要求每個人的執行力足夠強，身心抗壓的閾值也足夠高——包括未成年人。熬夜是基本功。在湖州的一部民國戲里，安娜原本八天的戲量被壓縮到六天，最長的一天，第二天早上七點才收工，拍到最后時，孩子連詞都說不清楚了，站也站不穩。

兒童演員也難免要忍耐身體的痛苦。在叮當參與拍攝的一部短劇中，有一場灌酒的戲份。叮當的媽媽本以為會通過借位或道具完成。但真正開拍時，她才發現，導演要求對手演員將汽水直接灌進孩子嘴里。對手演員明顯猶豫，反復向導演確認“孩子還這么小，真的要這么做嗎？”，但導演并沒有遲疑，只是反復催促：“你上吧”。

叮當被嗆得喘不上氣，飲料順著衣服往下流。媽媽提出調整拍法，或者至少把帶氣的飲料換成孩子愛喝的藍莓汁，但都沒有得到回應。那天她還要趕飛機回到工作的城市，但導演對她撂下狠話：“孩子不拍完，你也別想走。”

不止一個家長提到了哭戲。在短劇的拍攝邏輯里，演員的情緒和身體，就是推動劇情的工具。成年人或許可以通過經驗完成表演，但對一個尚未理解劇情含義的孩子來說，真實的情緒反應，往往需要現實本身的介入。

安娜媽媽曾親眼見過，一個孩子怎么都哭不出來，片場的所有人都在等，最后，著急的家長直接上前給了孩子一巴掌。孩子確實哭了，鏡頭順利完成。

叮當媽媽則發現，只要假裝拿走孩子喜歡的東西，就可以讓叮當馬上哭出來。于是這成為一種刺激情緒的技巧，屢試不爽。只是有一次拍攝過程中，叮當突然邊哭邊問媽媽：“你說要拿走我飲料是不是假的？”

“媽媽，你是不是就是為了讓我哭一下，讓我拍戲？”

賭一部爆款

事實上，家長們也被動承擔了很多東西。

陪拍的家長們的“出工時間”是遠遠大于孩子的。叮當媽媽曾經有20個小時沒合眼，“拍攝當天，孩子在睡的時候我就得先起來收拾東西，在片場，躺椅是給孩子睡的。等他回來，還得給他洗漱，洗東西，收拾第二天的東西。”

有些時候，陪拍的任務還會外包給更上一輩的老人們。因為叮當媽媽仍然在職，叮當姥姥就更多地承擔起陪拍的角色。一次連續通宵的短劇拍攝結束后，叮當姥姥累到表示不想再陪孩子拍戲了，“你們別老叫我去，你們要陪自己陪去”。但即便有抱怨嘮叨，姥姥還是堅持了下來，繼續陪著叮當全國跑劇組。

為了讓孩子有更多被制片人或導演看到的機會，許多媽媽們還會為孩子們開設一個專門的微信號以及小紅書賬號，規律地發布孩子們的檔期，演技的高光片段，以及上線了的短劇成果。

為了拍攝自媒體內容，星星媽媽特意為星星姥爺換了部手機，明確發布內容指令，要求姥爺對著哪個攝像頭哪個監視器，拍下哪一類畫面為最佳。回家之后，星星媽媽要處理這些畫面并且剪輯成短視頻，在各個平臺同步上傳。同時，星星媽媽還要每天瀏覽至少5000條各個群里的信息，像客服一樣對接劇組、經紀、學校與家庭。

社交媒體上的兒童演員。圖源：社交媒體

不過，盡管家長們盡可能地避免談論名利在短劇行業中的吸引力，但不可否認地是，名利吸引著家長們克服萬難在片場熬下去。

有行業媒體指出，目前大部分小演員的日薪在800至1000元之間，演技較好的腰部演員在2000至5000元之間浮動。小演員曾經參演的爆火作品越多，身價也就越高。而遇到如期末考試期等時間成本相對較高的時段，報價也會上浮。而一些有過大爆劇的頭部小演員，日薪甚至可高達萬元以上。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高回報，部分家長甚至愿意花錢買資源，把孩子們送進劇組拍戲。不少家長還透露，在這個圈子里，許多家長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演藝事業中，就是希望孩子們有一天能出演一部像《隱秘的角落》一樣的爆火長劇或短劇，一夜大火。

有著4年經驗的短劇經紀人小愷透露，他曾經遇到過明確表示自己不缺錢的家長，“我給你5萬”，“你們能把孩子捧紅嗎？成為下一個王俊凱。”

媽媽是唯一的防線

面對眼前繁榮的短劇，和幾近荒蕪的未成年人保護，家長們并非沒有反應。

叮當被灌飲料的戲拍完以后，叮當媽媽一度很自責，“我覺得是因為自己沒有給叮當挑好劇本，責任主要在我。”后來，她為叮當簽約了一家規模不大的新興短劇公司，“這家公司很人性。而且這家老板就是出品人，他的話語權直接蓋過導演。”現在這家公司會為叮當提供每年固定的短劇主演機會，甚至會量身打造短劇劇本。

簽訂合同時，她專門聘請了律師，在合約中加入多項針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條款：不得拍攝可能對兒童造成心理傷害的內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殺戮、血腥、死亡的情節，明確了每日最長工時，約定超時費用，并對午休作出強制安排。

類似的調整，也發生在其他家庭身上。安娜媽媽在陪安娜結束那次高強度民國戲之后，立刻為安娜的所有合約中加入超時費：超過14小時之后計入超時費，時薪為日薪的10%。她們還計劃未來將日薪上漲到5000元，用高片酬反向篩選不夠專業的制作團隊。

但即便如此，家長們心里都清楚，這些做法更多是一種被動防御。星星媽媽說，幾乎每個小演員都會碰到兩三個不靠譜的劇組。有的是拍攝計劃混亂，也有的是工作人員對于兒童權益和工時安排上缺少邊界。

“（合約里加上這些東西）大部分不會是聽人說的，都是自己摔跟頭、栽跟頭，才學會避坑，逐步完善起來。”安娜媽媽表示。最終能否守護住孩子，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媽媽們是否在場、是否機敏，是否擁有市場選擇權，是否強硬到敢和劇組僵持。

晚上十點的短劇片場。圖源：受訪者

在這樣一個尚未形成明確未成年人保護機制的行業環境中，家長的篩選與博弈，幾乎成了孩子權益的唯一防線。但這種防線，本身就帶著明顯的不穩定性。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菁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兒童在六歲之前，很難清晰地區分現實世界與虛構情境。當孩子頻繁進入角色、完成情緒任務，可能會對其認知和情感邊界產生影響。比如，孩子可能會把參演過的霸道總裁那一套用在將來談戀愛的對象身上，未來會很難處理好關系。

她還指出，兒童時期的防御機制就是討好父母。如果兒童可以真實表達自己的話，可能他們表演時內心是痛苦的，但他為了讓爸媽喜歡自己，就會做出自己愿意做這件事情的樣子。

2026年1月8日，國家廣電總局網絡視聽司發布《兒童類微短劇管理提示》，明確要求，切實保障兒童演員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不得讓兒童演員超負荷拍攝，出演超出身心承受能力的暴力、驚悚、情感糾葛等戲份。但在切實的行業規范到來之前，短劇行業里兒童演員的市場還將野蠻生長一段時間。

隨著同質化內容大量出現，平臺開始限制重復拍攝，項目數量出現減少。幾位行業經紀人向星星媽媽透露，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橫店的短劇數量已經是原先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一些做了多年的老經紀開始在通告群里提醒大家，“現在行情不好，有機會就先演著，別太挑。”選擇空間的縮小，在無形中壓縮著家長們談條件的余地。這些兒童演員們的狀況或將更不確定。

叮當媽媽曾堅信叮當不會被短劇本身影響。叮當在她眼里一直是一個“會為了獲得小汽車策略性哭泣”、“眼淚秒出，但不往心里去”的小孩。在那場灌酒戲之后，她刻意不再提那段經歷。“我不想加深這個回憶，孩子不問我就不提了，這個事就過去了。”

直到事情過去很久的某一天，叮當又提起了這件事，他問媽媽，“能不能不拍那種戲了，不好玩。”

叮當媽媽答應了他。

（星星 叮當 安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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