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從愛潑斯坦案看美國，不是國家，是生意

編者按：“美國從建國之初，就不是以某種道德理想為底色的國家，而是以資本增殖和利益交換為核心運轉邏輯的政治經濟體。”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丁剛在“丁剛看世界”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表示，對中國觀察者而言，愛潑斯坦案的意義不在于“發現美國也有黑暗”，而是提供了一個觀察窗口：當資本與權力結合到足夠深的程度時，制度、法律、輿論這些“制約機制”的實際作用邊界在哪里？現將全文發布如下：（全文約3400字，預計閱讀時間9分鐘）

愛潑斯坦案在中國輿論場引發的震動，遠超一般的國際新聞事件。

許多人的反應不是“又一起丑聞”，而是“原來是這樣”。這種認知沖擊的背后，是長期以來對美國社會運作邏輯的誤讀。

要理解這一案件，需要回到一個基本判斷：美國從建國之初，就不是以某種道德理想為底色的國家，而是以資本增殖和利益交換為核心運轉邏輯的政治經濟體。

這不是一句批評，而是結構性的事實描述。

美國立國者中的相當一部分，比如華盛頓、杰斐遜等，都是大種植園主和商人，漢密爾頓則是金融家+政治家，還是財政金融制度的關鍵設計者。

憲法的核心關切從表面看是“如何實現普遍正義”，但實質上卻是“如何保護財產權、確保契約自由、維護投資安全”。

美國政治學者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在討論市場與政治的關系時認為，美國式的市場體系會在很大程度上“鎖定”政策選擇空間，甚至將政策制定過程“關進牢籠”。這種“利益優先”的生意邏輯，至今仍是理解美國政治經濟行為的關鍵。

美國之所以能將這種邏輯發展到極致，有其特殊條件。

作為移民國家，它沒有歐洲那樣的封建傳統和貴族體系的歷史包袱，可以更徹底地按照資本主義原則組織社會。地理上的優勢，比如兩洋隔絕、資源豐富，再加上地理縱深，使其擁有巨大的試錯空間和擴張能力。在這樣的條件下，美國將私有產權保護、契約自由等制度安排推向極致，并且通過金融創新、游說政治合法化等不斷加強。

多年來美國就是靠著這樣的能力，不斷推進文化輸出能力，將這套制度包裝為“普世價值”向全球推廣。

從這個框架看美國的對內對外行為，其邏輯一以貫之：凡符合資本利益、風險可控的，就包裝為“自由市場”或“民主輸出”；凡威脅到核心利益的，則不惜動用一切手段壓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背后的能源和地緣利益，2008年金融危機后“大而不能倒”的救助邏輯，都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在那場危機中，華爾街的投機行為導致全球性災難，但最終獲得救助的是金融機構，而非被次貸摧毀的普通家庭。

這是“保系統優先于保個體”的必然選擇；但從利益分配看，這恰恰說明制度設計本身就是為特定群體服務的。

愛潑斯坦案正是在這一邏輯下運作的典型案例。

其實，中國觀眾從《紙牌屋》（House of Cards）到《億萬》（Billions）、繼承之戰》（Succession）等美劇，已經看到了權力腐敗、資本操控的驚心動魄，但觀眾往往認為是藝術演繹與夸張。這一次，愛潑斯坦案的細節，尤其是涉及的政商名流及其背后的故事，遠比任何劇本更觸目驚心。

許多中國人的震驚，不是因為不知道美國存在嚴重的性犯罪，而是難以理解，為何這樣的罪行能在如此長的時間內，在那么多的舉報下依然沒有受到懲罰。

這就涉及到對美國的生意底色的認識。

愛潑斯坦的角色，不能簡單理解為個體犯罪者。他實際上充當了精英圈層中的特殊“服務供應商”。他提供的不僅是性交易，更是信息和關系網絡。

在權力運作的頂層，信息即權力，關系即資產。誰在他那里留下了記錄，誰就可能成為被掌控的對象；而他掌握的秘密越多，自身的“安全系數”反而越高。這種畸形的相互依存關系，使他成為精英圈層中的“有毒資產”——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有風險，但誰也不愿率先引爆，因為后果不可控。

這與2008年金融危機前各大銀行持有的次級貸款證券的邏輯如出一轍：明知有毒，但因已深度嵌入系統，拆除會引發連鎖崩潰。

司法程序的表現更能說明問題。

2008年愛潑斯坦首次被捕后，聯邦檢察官與其律師團隊達成“認罪協議”。愛潑斯坦被判18個月、實際服刑約13個月；期間獲準工作外出（work release），每天可離監獄外出多小時（媒體常報道約12小時）。受害者在協議簽署前未被告知，這明顯違反了《犯罪受害者權利法》。負責此案的檢察官亞歷山大·阿科斯塔后來成為特朗普政府的勞工部長。

這一系列操作，如果用“司法正義”的標準衡量，完全不可理解。但如果用“風險管理”的邏輯看，則一目了然。案件涉及的利益相關方層級太高、范圍太廣，按正常程序追究會引發不可預測的連鎖反應。因此，最理性的選擇是以最低成本、最小聲量、最快速度將事件“封裝”。

2019年案件重啟后，輿論壓力已無法回避，司法機關不得不再次逮捕愛潑斯坦。然而在正式審判前，他在曼哈頓聯邦拘押中心中“自殺”身亡，監控設備恰好故障，獄警恰好未按規定巡查。官方調查結論是自殺，但公眾普遍質疑。

無論真相如何，這一結果客觀上達成了“最優解”：核心人物消失，潛在的指證鏈條中斷，案卷可以永久封存。從維護系統穩定的角度看，這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結局。

《大空頭》（The Big Short）展現了金融系統如何將風險轉嫁給全世界，愛潑斯坦案則展現了權力系統如何在必要時讓真相消失。兩者的共同點在于：當利益足夠大、牽涉面足夠廣時，規則的執行與否取決于“是否威脅系統本身”，而非“是否符合正義”。這就是大型復雜的交易系統的自我保護機制。

反觀我們長期以來形成的美國觀，“美國夢”的故事總體上給我們形成了“強大但有缺陷”的美國印象。這些“缺陷”往往被理解為槍支泛濫、種族問題等“制度性不足”，而非權力與資本深度結合后對規則的選擇性適用。

所以，理解美國，需要區分“制度宣稱”與“制度實踐”。

美國確實擁有一套相對完善的法治框架、選舉制度、媒體監督機制，這些在大多數時候對公民和社會是可以形成約束的。但這些機制的有效性是有邊界的：當利益沖突上升到“系統性風險”層級時，它們會自動讓位于“維護核心利益”的更高優先級。它的運作邏輯是分層的、有選擇性的，是按照生意的邏輯來運作的。所以才有人說，華爾街的權力大于華盛頓。

美國的強項和弱項都源于同一套底層邏輯。愛潑斯坦案暴露的，正是這套邏輯在特定條件下的極端呈現。

對中國觀察者而言，愛潑斯坦案的意義不在于“發現美國也有黑暗”。這從來不是秘密。它的意義在于提供了一個觀察窗口：當資本與權力結合到足夠深的程度時，制度、法律、輿論這些“制約機制”的實際作用邊界在哪里？這種觀察不應導向簡單的道德批判或全盤否定，而應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運作邏輯，以及其制度話語與實際運行之間的張力。

愛潑斯坦案這場大戲遠未結束，下面還會接連不斷地出現一些精彩場景。我曾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借用過好萊塢影片《溫柔的殺戮》（布拉德·皮特主演）結尾的一句話，現再次引用這個片段作為“觀劇指南”：

在2009年奧巴馬選舉獲勝后的電視聲音中，片中的主人翁悶悶地說：“美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樁生意，現在把錢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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