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紅軍在遵義城，僅僅抄了一個黔軍師長家，紅軍就差不多吃飽

很多人知道遵義這座城，因為一場會議，可在那之前，紅軍第一次摸進遵義，很多戰士腦子里想的根本不是“歷史轉折”，而是一個字——餓。

1935年初，長征走到貴州，隊伍已經被一路追打到極限，前面是敵人關卡，后面是圍追堵截，山高路遠，糧袋空了又空，很多人一天一把炒面都吃不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摸到了黔北大城遵義。

按當時的說法，遵義算是“富地盤”，黔軍在這兒駐扎，軍閥盤剝，鹽號、米行、布莊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老百姓日子苦得很，但是城里的“師長們”，一點也不窮。

紅軍要進城，又不想打爛這座城，還要盡量減少傷亡，于是走了一招險棋。

那天夜里，六團營長曾保堂拎著幾十個“俘虜”出發，這些人是前面戰斗中抓來的黔軍士兵，在紅軍隊伍里已經被教育了一段時間，對國民黨上頭那套心里都清楚了不少。

曾保堂給他們換上繳獲來的黔軍軍裝，帽子一戴，斗篷一披，遠遠看上去就是一隊回城部隊。

真正的紅軍戰士，反而藏在隊伍里當“隨從”，背著槍，壓低帽檐，混在這些“老黔軍”后頭，慢慢向城門挪過去。

城樓上守城的還以為是自己人回來，遠遠看了一眼軍服旗號，又是深夜，也懶得多問，直接把沉重的城門拉開了，等他們意識到不對的時候，低聲哨子已經響了。

喬裝的紅軍動手極快，守兵瞬間被制服，后面真正的主力一股腦沖了進來，城頭沒掀起什么大槍聲，遵義城就這么被悄無聲息地拿下了。

第二天一早，城里百姓出門，看見滿街貼著紅紙白字：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不準擾民，不準亂拿老百姓一針一線。

街口巷尾還有糾察隊來回巡邏，專門盯著自家士兵，誰敢伸手，立刻處理。

對遵義人來說，這畫風很陌生，之前黔軍、地方武裝進城，搶糧搶銀子是常態，哪有打仗的軍隊還給自己拴“狗鏈子”？

所以一開始很多人是躲著看的，躲在門后縫里偷瞄，一邊打聽：這是不是騙人？

幾天之內，紅軍的宣傳隊、文藝隊就拎著鑼鼓、扛著板凳上街了，講故事、唱順口溜，講“窮人翻身”“打土豪分田地”，講什么紀律、為什么不準碰群眾東西。

慢慢地，城里膽大一點的店主、鄉紳，開始探頭回應，有的悄悄捐了點布，有的送了幾袋米，說是“支持這支不搶東西的軍隊”。

就是在這種微妙的氣氛里，遵義慢慢從一座“敵人城市”，變成了紅軍可以踏實待幾天的地方。

這一切的背后，還有一個繞不開的人：黔軍師長柏輝章。

柏家在遵義是老牌大戶，靠的不是什么神秘生意，就是醬菜和醋起家。

他父親靠腌菜、釀醋成了“醬菜大王”，攢出家底以后，知道光靠炒菜瓶子不保險，就把兒子送去貴州講武學堂，走軍界路子。

這條路，他兒子走得還挺順。

柏輝章從連長干到師長，手里有兵，背后有錢，前面還有黔軍大佬撐腰，一家子在遵義鋪子開了一條街——紙廠、布莊、米行、鹽號，都有柏家的影子。

順風順水的人，最愛干的一件事，就是造房子，柏輝章在遵義琵琶橋邊上，砸了三萬大洋建了一棟“洋樓”：紅瓦屋頂，雕花窗欞，前院假山流水，后院亭臺樓閣。

為這房子完工，他擺了三天流水席，文人雅士來題字作畫，這種排場，在當時的遵義，已經是頂格了。

誰能想到，這棟樓的真正“主人”，最后既不是柏家人，也不是哪位國民黨要員，而是幾十個風塵仆仆、連飽飯都吃不上的紅軍干部。

1935年初，紅軍打下婁山關，黔軍節節敗退，柏輝章接到命令往貴陽方向躲，人走得倒快，房子自然就留在了原地。

紅軍占領遵義后，周恩來提出要找一處大宅，既能當總部，又能開一個重要的中央會議，這個任務交給了曾美。

曾美帶著幾個人，在城里一戶戶打量，走到琵琶橋附近，那棟紅瓦小樓一下就扎進視線。

問了看門的老頭，才知道這是柏師長的宅子，主人早跑了，只剩他守門看房。

走進屋里，他們才明白什么叫“闊氣”，廳堂寬敞，南北通透，樓上主臥可以放下一大桌子，二十來個干部圍著坐都綽綽有余，光線還好。

廚房是大灶臺，有條件給不少人一塊做飯。旁邊還有幾間側房，可以做作戰室和警衛值班房。

這個結構，在一般人眼里，是高檔人家住的，在紅軍眼里，卻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會議地點。

曾美回去給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當場拍板：就這里，當總司令部，也在這里開會。

隨后的幾天里，作戰科、司令部的文書、警衛，全都搬進這棟樓，打掃、布置，整理文件，忙得腳不沾地。

后來那場改變長征命運的會議，就是在這里開的——這就是歷史上那場“遵義會議”的地點。

一個軍閥師長花三萬大洋造的“享樂宅”，最后變成了中國革命走出危局的地方，這種反差本身，就足夠讓人唏噓。

等會議開完，城市秩序穩定下來，遵義市場慢慢恢復，紅軍下一件大事，是清理軍閥和黔軍的財產。

這個事很敏感，錢糧在那擺著，拿多少、怎么拿，老百姓都看著。周恩來親自叮囑：只動軍閥、黔軍的公產，用來補給部隊、救濟群眾，不能趁亂伸私手。

沒收委員會選的是最可靠的一批人，背著麻袋，拿著登記冊，一項一項查。

走進柏輝章那棟樓，一個戰士推開臥室門，人都愣住了——床腳規規矩矩碼著兩排箱子，每箱都是銀元。

對那些天天為一碗糠糊子奔波的紅軍戰士來說，這么多銀元，已經超出他們的想象。清點下來，有兩百多枚，一枚枚錄入賬冊，封存，登記為“公產”。

再往側屋一看，墻邊整齊堆著幾十壇封好的腌火腿，壇子外面干干凈凈，打開一個，全是油光發亮的肉香。

誰都知道，這就是軍閥嘴里的“山珍海味”，但這回，這些東西沒有走進哪位官場大佬的酒桌，而是后來分給了傷員和守城的戰士。

廚房角落還掏出幾袋鴉片煙土，十多斤，明顯是走私貨，紅軍干部當場決定銷毀，不拿、不賣。

那時候錢緊得要命，要是換到黑市上賣，肯定能換來糧食，但他們還是一刀切斷。

柏家的鹽號、米行、布莊也被登記在冊，一部分物資送進軍需處，一部分按照規定補助給困難群眾，銀元集中到紅軍設立的蘇維埃“銀行”里，用于調劑資金、發軍餉。

那幾天，遵義城里的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這支軍隊查抄的是誰的家，抄完之后東西去了哪里。有眼睛的，自然心里有桿秤。

很多年后，提到遵義，大家都會說那是一場“轉折會議”。

可對當時很多紅軍戰士來說，記憶一點也不抽象——是第一次在長征路上能吃上這么多真正的肉，是第一次看到自家部隊明明抓到了大把銀元，居然沒有一個長官私藏，是第一次站在一個軍閥師長的臥室里，感覺所謂“闊少爺”的生活離自己又遠又近。

更吊詭的是，柏輝章那時已經離開遵義，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他花巨資修來的宅院，堆在屋里的銀元、火腿、煙土，本來是給自己“享清福”的，結果等來的不是酒局，而是一群衣衫襤褸、挨過無數冷槍的革命者，把它們一點點記賬、分配、銷毀。

遵義這段歷史，總被概括成“十二天改變命運”。

放在當時，它其實很具體：一座城，一個樓，一批被抄的軍閥家資，一群拼命克制自己欲望的窮苦戰士。

長征路上，打下一個城不算難，難的是拿下之后不亂、不斷、不變味。

遵義城里發生這些事，才讓后來的那場會議、那一次路線調整，有了真正站得住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