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些省還在強省會，另一些省已開始“雙核”競賽

區域發展新思路：多中心模式正釋放增長新活力

從“一城獨大”到“多極支撐”，中國區域戰略迎來深刻調整

強省會模式生變？這些省份正在悄悄轉向

為什么經濟強省不愛“強省會”？背后的邏輯很深

最近，一份關于陜西省未來發展的規劃引發了廣泛關注。“十五五”規劃建議里明確提出要“雙極帶動”，讓西安和榆林一起拉動全省。

這意味著什么？簡單說，就是陜西不再只靠西安一個核心城市了。榆林這個“煤城”正式被提到了和省會同等重要的戰略位置。

長期以來，西安是典型的“強省會”。它的經濟總量能占到全省的近四成，是整個西北地區的核心。這種模式在中西部省份非常普遍。

但當一個省會過于強大，資源和人流過度集中，省內其他城市就容易失去發展活力。陜西的轉變，似乎是在嘗試破解這個難題。

榆林確實有成為“增長極”的底氣。它的GDP已經突破了七千五百億元，在中西部非省會城市里名列前茅。更關鍵的是，它的人均GDP甚至超過了西安。

資源是它的翅膀，但也可能成為它的束縛。煤炭價格波動直接影響經濟起伏，這是所有資源型城市共同的挑戰。陜西的“雙極”構想，考驗的正是榆林能否超越“黑金經濟”，真正帶動一片區域。

這不只是陜西一省的思考。它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湖面，激起了層層漣漪。

放眼全國，強省會與多中心的道路選擇，呈現出復雜的面貌。四川最新的文件依然在強調支持成都做強極核功能。湖北也明確要堅持武漢的引領。

山西、江西、廣西等地，“強省會”的聲音也一直很響亮。在激烈的城市競爭中，一個強大的省會被視為留住人才、爭取資源的“護城河”。

但另一邊，多中心的苗頭也在不斷生長。內蒙古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首府呼和浩特的經濟體量，排在鄂爾多斯和包頭之后。鄂爾多斯有能源，包頭有稀土工業，三座城市各有支柱，形成了獨特的“三足鼎立”。

江蘇和廣東的模式則提供了另一種參考。它們并非刻意規劃多中心，而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蘇州的經濟體量長期超過省會南京，深圳的創新能力與廣州并駕齊驅。

這揭示了一個深層邏輯：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往往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靠實力拼出來的。只有當普通地級市擁有了與省會分庭抗禮的產業和經濟實力，多中心才從藍圖變為現實。

對于很多中西部省份而言，難題就在這里。它們沒有江蘇、廣東那樣深厚的家底，省內很難自然生長出第二個“深圳”或“蘇州”。強省會，就成了最現實、最直接的選擇。

所以，爭論強省會和多中心誰更好，可能問錯了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一個省份當前最需要什么？

如果還處于集聚資源、參與全國競爭的起步階段，一個強有力的省會就是沖鋒在前的“領頭羊”。它能把分散的力量攥成拳頭，為全省打開局面。

但如果省會已經足夠強大，甚至出現了明顯的“虹吸效應”，那么培育新的增長點就勢在必行。這不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才能成功”的問題。

湖北的實踐就很有啟發性。它一邊全力建設武漢國家中心城市，一邊將襄陽、宜昌培育成省域副中心。2023年，這兩座城市的GDP都突破了五千五百億元，形成了有效的支撐。

這種做法可以稱作“一核引領、多點支撐”。它既保持了省會的競爭力，又避免了“一市獨大、周邊塌陷”的隱患。河南的“鄭州+洛陽、南陽”戰略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多中心不是撒胡椒面，更不是搞平均主義。它需要科學的產業分工和高效的交通連接。否則，可能只是多幾個“大一點”的城市，而不是一個有機協同的城市群。

山東的濟南和青島，遼寧的沈陽和大連，都在探索這種“雙星閃耀”的模式。它們之間既競爭又合作，共同提升了整個省份的能級。

回到陜西的案例，西安與榆林的“雙極”，本質上是核心城市與戰略支點的結合。西安側重科創、文化、綜合服務，榆林則依托能源優勢探索高端轉化。兩者功能互補，而非同質競爭。

當然，所有的模式都有其挑戰。強省會要回答如何從“虹吸”轉向“輻射”。多中心則要解決如何協調聯動，避免重復建設和內部消耗。

對于普通人和企業來說，這種區域戰略的調整其實息息相關。它意味著工作機會、生活成本、發展空間的選擇變多了。不一定所有人都要涌向省會，在“副中心”也可能找到很好的舞臺。

中國的區域經濟正在從簡單的規模增長，走向更精細、更協同的高質量發展。無論是強化一個核心，還是培育多個引擎，最終目的都是一致的：讓發展更均衡，讓民眾更受益。

或許，我們不必執著于給某種模式貼標簽。關鍵在于是否順應了經濟規律，是否真正帶動了一片區域的共同繁榮。從“一枝獨秀”到“百花齊放”，這條路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