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棟
“一部民國金融史,半部中國書畫史”。翻開近代諸多書畫大家的人生履歷,與舊時銀行、錢莊有著或深或淺的緣分;而近代銀行家們所留存下來的珍貴墨跡里,也同樣見證了他們深厚的文化功底。 ?翰墨見“金”神? 帶大家重新認識那些曾和金融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藝術大家,他們的金融才學、做人之道和博雅人生,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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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文蔚在人民銀行前留影
如果說王羲之的《蘭亭序》是天下知名度最高的書法,那么“中國人民銀行”這六個字則無疑是天下流傳最廣的書法。而關于這幾個字的來歷,曾一度引起很大的爭議,甚至撲朔迷離。有人說是開國元勛董必武所寫,也有人認為是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所書,還有人說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綜合科科長陳邦達所書,亦有人說是出自經濟學家冀朝鼎之手,而美術家鐘靈則自稱是人民幣票面漢字的書寫者。那么,其真相究竟如何?直到1983年,人民銀行在派員調查和嚴格的技術鑒定后,認定人民幣票面漢字的真正書寫者系馬文蔚先生。次年7月,《北京晚報》搶先發布這一消息,海內外頓時一片嘩然;9月,人行專門發函指出:“馬文蔚同志是一位對銀行建設有貢獻的舊知識分子,1950年受南漢宸行長委托,為人民幣題寫了‘中國人民銀行’等字。”于是,“中國人民銀行”六字之謎真相大白于天下,而馬文蔚的名字也與央行“國幣”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從秘書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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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文蔚
馬文蔚( 1904-1988 年),字爵若,山西太原陽曲縣黃寨村人,畢業于南京國立中央大學 ,曾任閻錫山駐南京第三集團軍辦事處秘書,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科員、監察院秘書,中央造幣廠審查委員會文書副主任,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等職。解放后,他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員、廣西有色金屬管理局計劃處副主任,以及山西陽曲縣政協委員和山西省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等職。
馬文蔚出生于山西陽曲一個殷實之家。其父馬鵬程在當地經商,但他通詩文、愛書畫,家藏頗富,這使年幼的馬文蔚得以耳濡目染,培養了濃厚的藝術興趣。馬文蔚天資聰穎,博聞強記,自小學習成績優異,故其父望子成龍,希望兒子將來能像自己一樣走上經商之道,傳承家業。但偏愛詩書的馬文蔚卻未遵從父命, 16 歲那年便偷偷跑到省城太原參加考試,結果以優秀成績同時被山西省立一中、第一師范和國民師范三所名校錄取,最終其選擇了公費的國民師范,并被編入 23 班,與徐向前(高一屆)和程子華(低一屆)等人成了關系親密的校友。 1925 年畢業后,他被聘為國師附小教員。由于聰明能干、才藝出眾,他又被推薦到閻錫山創辦的 “ 育才館 ” 第 10 班培養。但他并不滿足于此,堅持勤奮學習,不久后又考入了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大學畢業后,馬文蔚到閻錫山駐南京第三政府內部任科員、監察院秘書。中原大戰爆發后,經傅作義介紹,他又到國民黨中央造幣廠審查委員會任文書副主任。抗戰初期,他又輾轉到了重慶,在當時的國民黨 “ 四聯總處 ” 任中將視察員,開始調查、研究整個大后方金融情況,并撰寫了許多有分量的研究報告,深得孔祥熙賞識。 1942 年,馬文蔚出任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但因生性直傲、不徇私情,受到孔氏嫡系 ———“ 銘賢派 ” 的誣陷,不久即被孔免職。待真相大白后,孔既覺愧疚,又十分惜才,想邀其重回中央銀行擔任處長,卻被馬文蔚直言拒絕,其耿介之品性一時傳為佳話,這也引起了當時正在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的老鄉南漢宸的關注。機緣巧合的是,解放后他又到了南漢宸任行長的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任金融研究員。工作之余,他常與愛好書法的南漢宸切磋書藝。
題寫人民幣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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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伊始,百廢待興。為控制當時的 “ 銀元投機 ” 風潮,滿足國民經濟恢復和建設之需,中央決定進行貨幣改革,由陳云同志親自掛帥,研究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由于第二套人民幣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決策層在選擇票面用字時非常慎重。南漢宸和印刷局局長王文煥還專門就此向周恩來總理匯報請示,總理指出: “ 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形象,馬虎不得。 ” 于是,南漢宸就想到了擅長書法的馬文蔚。 1950 年的一天,南漢宸把馬叫到辦公室,拿出一支筆讓其鑒賞,后者一眼就認出這是一支宮廷御筆。南漢宸說: “ 今天我要跟你比一比,看咱倆誰的字進步快。 ” 馬問: “ 寫什么? ” 南漢宸說: “ 就寫咱們銀行常用的幾個字吧。 ” 馬文蔚于是提起筆,按其意思分別寫下了 “ 中國人民銀行 ”“ 壹、貳、叁、伍、拾,圓、角、分 ” 等字。寫完后,南豎起大拇指連夸: “ 好字!好字! ” 馬文蔚擺手謙虛地說 “ 隨手寫著玩的 ” 。當時,出于保密的原因,南漢宸只能 “ 略施小計 ” ,讓馬文蔚寫下了日后廣為流傳的人民幣票面漢字。當馬文蔚看到自己寫的字出現在新版人民幣上時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天南行長 “ 醉翁之意不在酒 ” 的真正意圖,并自覺地為國家保守了這一秘密,幾十年來從未與人提及,直至 30 多年后央行專門調查并經媒體報道方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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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人民幣
如今,馬文蔚書寫的“中國人民銀行”等字不僅用在了第二、三、四和五套人民幣中,成為流傳最廣的書法作品,而且也早已成為央行的logo。細觀其六字,精美遒古,峻宕樸茂,端莊典雅,被譽為當代書壇精品之作。之所以有此經典之作,一方面得益于馬文蔚出眾的書法水平,另一方面則要歸功于其書寫時的自然狀態和放松心境,甚至這點更為重要。誠如蘇東坡云:“書初無意于佳乃佳。”正是南漢宸的善意“計謀”,為馬文蔚創造了輕松自在的書寫環境,使其沒有了心理包袱和精神束縛,能在十分隨意的狀態下筆隨心走,自由揮灑,從而達到了“我書寫我意”的理想境界。試想,如果馬文蔚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所寫之字要用在第二套人民幣上,恐怕就會有心理負擔,難以發揮最佳狀態。其實,縱觀中國書法史,許多經典之作如《蘭亭序》《祭侄文稿》《黃州寒食帖》等,皆是書家情之所至、不計工拙的“無心”之作,可謂“打開精神枷鎖,佳作就會出現”。反觀在今天書畫創作展賽化、藝術作品商品化的環境下,多數作品都是帶有特定目的甚至十分功利的目的而創作的,以致諸多作品只有技法,沒有情感;只有形式,沒有內涵;只有價格,沒有價值。
筆鋒見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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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在馬文蔚所處的那個時代,書法與名利無關,更多的只是書家個人愛好、志趣和修為的自覺追求及其學識、才情的表現。馬文蔚學識淵博,傳統文化功底深厚,其書法在熔鑄百家之長基礎上自成一格。從取法來看,其根植漢隸,兼容魏碑,并將兩種筆意完美融合,作品既具漢隸之莊秀,又有魏碑之剛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選擇碑帖時眼光十分獨到。因為說到魏碑,總讓人覺得其筆畫如刀削斧劈,剛硬堅挺,氣勢雄強。但馬文蔚卻中意于魏碑中的另類之作———《張黑女墓志》,其用筆圓融俊秀,少有魏碑生辣堅挺之氣,字形有篆隸意味,卻更見古樸天真,既承北魏神韻,又開唐楷法則;既有北碑俊邁之氣,又含南帖溫文爾雅,堪稱北碑之佼佼者。清何紹基評此碑“化篆分入楷,遂而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可謂得“三昧”之評。馬文蔚于《張黑女墓志》浸淫多年,深得其精髓。以“中國人民銀行”六字為例,其雖為正書,但行筆卻毫不板滯,自然流暢,中鋒與側鋒并用,方筆與圓筆兼施,獨具剛柔并濟、生動飄逸之韻味。從結體來看,字形微扁,極富動勢,且寓動于靜,內斂含蓄,令人久看不厭。他的作品雖不多見,但皆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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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風魏骨,自韻天成。馬文蔚一生以明代傅山為榜樣,推崇其耿介直傲的人生信條,這雖成就了其獨特的書風,但也給他的人生帶來了諸多波折甚至磨難。青年時期的馬文蔚曾因堅持原則而得罪孔祥熙失去工作,人到中年又因“仗義執言”而被打成“右派”。1958年,馬文蔚被遣回老家山西陽曲縣勞動教養。回鄉后,備受冷眼歧視,生活窮困潦倒,一家人擠在只有一個土炕的小房子里,以野菜米糠度日。雖有好心人想給予其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但性情直傲的他都一一回絕。面對孤苦寂寞的生存環境,他沒有向命運屈服,沒有低沉消極,而是始終堅持對書法的熱愛,每天都潑墨揮毫,勤習書法。并且,他還拿起了閻錫山保健醫生武佩三曾贈予的《醫學心悟》一書,開始潛心研究醫術。在勞教之余,他經常給村里人義務看病,屢屢妙手回春。時至今日,許多人仍記得馬文蔚當年給人看病的情景。1978年,馬文蔚冤案終得平反,其書法藝術也重獲新生。尤其是在1984年《北京晚報》披露其為“央行”“國幣”書寫者后,他更是名震海內外。一時間,全國各地書法家、書法愛好者紛紛登門拜訪,求字合影。而馬文蔚也熱情地與來訪者交流、切磋,并參加了廣西、內蒙等地舉辦的書法展覽。他的個人傳略和書法作品先后入選《中國收藏家名人辭典》《當代中國名家書畫目錄》《共和國奠基人名典叢書》《山西通志》等20多種叢書和史志。
凌云風骨垂青史,國幣翰墨傳環宇。馬文蔚那雄渾勁健的墨跡已伴隨國人70年,相信隨著“一帶一路”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其“手跡”還將邁出國門,走向全球,成為世界貨幣史上不能忘卻的符號與印記。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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