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的一家旅館里鬧了個不大不小的笑話。
一對年過七旬的老兩口去登記住宿，前臺辦事員公事公辦，伸手要結婚證。
這下子，兩位老人愣在當場。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了好半天，最后不得不攤牌：這日子過了一輩子，哪怕經歷了槍林彈雨、蹲過大牢、挨過批斗，風雨同舟五十年，他們手里竟然真就沒有那張紙。
擱到現在，要是誰勸這老兩口：“沒證就是非法同居，趁早散伙得了。”
那準會被當成神經病。
可把時間倒推幾十年，還真有不少聰明絕頂的人，甚至手握生殺大權的大人物，苦口婆心地勸過他們分手。
理由可比“沒結婚證”嚇人多了：為了活命，為了前途，為了不吃槍子兒。
每一次，這筆賬算下來，怎么看都是死局。
偏偏這對夫妻，每次都選了那條看起來最虧的路。
這事兒還得從1943年的一場“豪賭”說起。
在那會兒的婚戀圈子里，賈植芳絕對是個“燙手山芋”。
論家底，他家在山西襄汾確實闊氣，太爺爺給湘軍做過隨軍買賣，銀子不缺。
但他本人，那就是個地地道道的“惹禍精”。
1936年，才19歲的賈植芳因為搞救亡運動，被抓進大牢當嫌疑犯關了起來。
換個膽小點的，出來怎么也得夾著尾巴做人。
他倒好，嫌獄警給的飯菜不是窩頭就是爛蘿卜，在牢里把碗摔得粉碎，指著鼻子罵娘。
最后還是他那個倒騰鴉片的大伯賈翠豐，砸了一千塊大洋外加50兩煙土，才把他這尊大佛請出來。
家里怕他再捅婁子，把他打包送去日本念書。
誰知1937年盧溝橋事變一響，書本被他一扔，吼著“不回國就是亡國奴”，直接殺回南京去搞抗戰。
再看生活方面，他結過一次婚，前妻高嬋娥病故，是個頂著喪偶名頭的鰥夫。
反觀任敏，山西汾陽高門大戶的小姐，念過正經商業專科，盤靚條順，家里早給她相好了門當戶對的金龜婿。
按常理，這兩個人八桿子打不著。
可偏偏1942年，任敏讀了一本叫《七月》的雜志。
那是胡風主編的刊物，賈植芳是上面的筆桿子。
這一聯系，火花就擦出來了。
1943年，兩人在陜西見了面。
這時候，擺在任敏面前的是人生頭一道大坎：
選項一：聽爹媽的話，嫁個有錢人安安穩穩當闊太太。
任敏的父母堅決不干。
這也難怪，誰家舍得把閨女往火坑里推？
可任敏心里有本自己的賬：“我要是連自己的幸福都不敢爭，這書算是讀到狗肚子里去了！”
1944年，她卷起鋪蓋離家出走，住進了黃河邊賈植芳那間破土房。
沒擺酒席，沒寫婚書，對著老天爺磕個頭就算成了。
這在當時的人看來，簡直是大小姐昏了頭。
可后來的日子證明，任敏看人的眼光，比她那些做生意的祖宗都要毒。
她相中的不是賈植芳當時的窮酸樣，而是這個男人骨頭里那股折不斷的硬氣。
只可惜這筆投資的回報，來得實在太慢，慢得讓人絕望。
結婚剛滿三個月，蜜月還沒過完，逃命的日子就開始了。
那會兒賈植芳在國民黨獨立工兵第三團當個少校翻譯。
二營長跟警備區的一個隊長合計了一下，準備找個地兒把他活埋了。
賈植芳拉著任敏連夜開溜。
嬌滴滴的千金小姐任敏，跟著丈夫鉆草垛、睡荒山，愣是流浪了好幾個月。
到了1944年底，賈植芳跑去徐州投奔老熟人郝鵬舉。
這個郝鵬舉當時是汪偽政權的淮海省長。
這時候，賈植芳面臨第二道生死關口。
郝鵬舉給他好酒好肉，奉為上賓。
只要他肯點個頭，稍微把腰彎一彎，榮華富貴唾手可得。
賈植芳怎么選的？
他私底下搞抗日策反，還勸郝鵬舉別給日本人當狗。
結果就是被掃地出門，轉頭就被日本特高課扔進了大牢。
那會兒任敏在干嘛？
她沒哭天抹淚回娘家，而是把隨身值錢的東西全賣了，買通獄卒，天天去給丈夫送飯。
好不容易熬到日本投降，賈植芳放出來了。
這次更狠，兩口子一塊兒被抓。
這是任敏頭一回蹲大牢，陪著丈夫關了一年多，直到1948年10月才被救出來。
你要是覺得解放了就是大團圓，那可太小看老天爺的手段了。
建國后，賈植芳在復旦大學教書，安生日子沒過幾天。
1955年5月，胡風案爆發。
警察上門，抄家，抓人。
這一回，任敏又受牽連進了局子。
在鐵窗里，有人給任敏指了一條“康莊大道”：離婚。
只要劃清界限，揭發賈植芳，你立馬就能出去，工作、生活全能保住。
這筆賬太好算了。
一邊是萬丈深淵，一邊是光明大道。
任敏選了啥？
她出獄后，找了個糊口的活兒，哪怕自己啃咸菜，也要弄點好吃的送到監獄給丈夫。
這一送，就是漫長的歲月。
賈植芳這次坐了8年牢。
1963年剛放出來，氣還沒喘勻，又被發配到青海勞改。
而任敏自己，在1959年又被抓了進去，判了10年。
等到1969年任敏出獄時，青春早就不在了。
她沒回上海，也沒回娘家，直接奔去了賈植芳的老家——山西襄汾。
以前那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小姐，如今下地干活，伺候賈植芳的爹媽，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婦。
她在等。
這一等，就是25年。
從1955年出事，到1978年賈植芳徹底平反釋放，除了中間那點少得可憐的見面時間，這對夫妻幾乎都在分離中度過。
賈植芳這輩子，四次坐牢，加起來整整25年。
當1978年兩人再見面時，已經是兩個滿頭白發的老人。
沒有那張結婚證，也沒有什么山盟海誓，兩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這筆跨越半個世紀的“風險投資”，終于迎來了它的兌現時刻。
晚年的賈植芳，回到了復旦講臺。
為了把丟掉的時間搶回來，他拼了命地工作，翻譯、寫作，很快就在學術界重新站穩了腳跟。
但他不管去哪兒，都要把任敏帶在身邊。
那張沒有結婚證的尷尬事，就是在這期間發生的。
對他們來說，那張紙早就是廢紙一張了。
真正的考驗，在1997年最后一次降臨。
77歲的任敏突發腦溢血，中風昏迷。
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說人快不行了，就算救回來也就是個植物人。
這時候，又一道選擇題擺在了賈植芳面前：是理性放棄，讓老伴少受點罪？
還是不惜代價，只要她還有一口氣？
賈植芳的賬是這么算的：“別人整咱們的時候你都沒倒下，你絕對不能被自己打倒啊。”
他傾家蕩產，把所有積蓄都砸了進去。
任敏這條命保住了，但真的成了植物人，沒知覺，只能躺在床上。
80多歲的賈植芳，開始沒日沒夜地趴在桌案上干活。
他要掙錢，掙醫藥費。
除了工作，他成了最盡職的護工。
每天雷打不動四次體征測試，變著法兒喂四種水果。
只要一閑下來，他就拉著任敏的手，絮絮叨叨跟她說話。
就像當年任敏在監獄外頭等著他一樣，這回輪到他守著她了。
他對著一個沒有回應的人，守了整整5年。
2002年，82歲的任敏走了。
6年后，2008年，賈植芳也病逝了。
回過頭看這兩個人的一輩子，全是“賠本”的買賣。
任敏要是當初不嫁賈植芳，大概率會過完富足而平庸的一生；賈植芳要是稍微圓滑那么一點點，也不至于四次進大牢。
可他們偏偏選了最難走的那條道。
在這個充滿算計的世道里，他們用一輩子的時間，證明了一個理兒：
有些東西，是不能拿算盤來算的。
比如良心，比如愛情，比如當年那個指天為媒的誓言。
你要問值不值？
在那間沒有結婚證的招待所里，在黃河邊的破土房里，在植物人妻子的病床前，賈植芳其實早就把答案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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