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軍工東正教：蘇聯留下的刺，扎得有多深？

我站在莫斯科那座武裝力量大教堂門口，渾身都有點發懵。

你見過耶穌手里不拿十字架，反倒攥著一把亮閃閃的大寶劍的嗎？

你見過天使懷里抱著的不是圣經，竟是一把AK47的嗎？

在俄羅斯，這不是天方夜譚，是我親眼所見。

俄烏開戰之后，我前前后后去了四次俄羅斯。從最東北凍得能凍裂骨頭的雅庫茨克，到最東南的外東北，也就是咱們常說的伯力、海蘭泡；從紹伊古的老家圖瓦，到西伯利亞廣袤無垠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從俄軍最大的兵源地布里亞特共和國，再到從前蘇聯劃出去的外蒙邊境。

我走得越遠，看得越多，心里就越犯嘀咕。

我看到的俄羅斯軍隊，根本不是單純的戰爭機器。它更像一個被宗教裹起來的怪物——牧師跟著部隊出征，在戰壕里做彌撒；士兵脖子上掛著東正教十字架，口袋里裝著神職人員開光的護身符；軍隊里的政委，不是咱們印象中講理論的干部，竟是穿黑袍、戴神帽的東正教牧師。

后來我才知道，這東西有個專門的名字，叫“軍工東正教”。

一開始我死活想不通，一個曾經高舉無神論大旗的國家，怎么就把槍和上帝綁在了一起？直到我讀了大衛·M·科茲和弗雷德·威爾寫的《大國的解體與重生》，心里那團亂麻才終于被解開。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寫這本書的兩個作者，可不是什么反蘇急先鋒。尤其是大衛·M·科茲，他是個美國人，卻是個實打實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說白了就是“美共”成員。

從1986年開始，這兩個人就一直待在莫斯科。他們看著蘇聯從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代”，走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再到1991年那個冬天，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落下。

他們寫的不是一本批判書，更像一本“病歷”，把蘇聯的病灶，從頭到腳扒得明明白白。

書里有個觀點，一開始我完全不能接受——蘇聯，拖了俄羅斯的后腿。

這話聽著就離譜。誰不知道，現在俄羅斯能在國際上硬氣，全靠吃蘇聯的老本？沒有蘇聯留下的核武器，沒有蘇聯打下的軍工底子，俄羅斯怎么敢跟烏克蘭打這么久？

可越往后讀，我越覺得這話有道理。

蘇聯留給俄羅斯的，根本不是什么寶貝王冠，而是一根扎在腦殼里、拔不掉的刺。這根刺，就是蘇聯所有的制度性問題。俄羅斯所謂的“繼承”，不只是繼承了核武器和工廠，更是繼承了那些藏在骨子里的矛盾和悖論。

書里畫了一條特別扎心的“悖論線”，貫穿了整個蘇聯的后半程。

一邊是蘇聯的精英們，手里的特權一代比一代大。他們有專門的商店，能買到普通人見都見不到的商品；有專門的醫院，能享受最好的醫療；有專門的別墅，夏天去度假，冬天去滑雪。這些特權，都是制度給的，是明晃晃的“特殊待遇”。

另一邊，蘇聯官方天天喊的口號，卻是“平等”“公平”，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你說諷刺不諷刺？制定規則的人，偏偏是破壞規則的人。官員們享受著制度帶來的特權，嘴上卻要喊著“人人平等”。這種事兒，大家都看在眼里，卻沒人敢說出口。

就像一個吹得越來越大的氣球，表面看著光鮮亮麗，里面全是空氣。只要輕輕一扎，就會炸得粉身碎骨。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就是那根針。

他一開口，說要“公開性”，要“民主化”，人們憋了幾十年的話，一下子全倒了出來。那個藏在水下的矛盾，那個特權與意識形態的撕裂，像火山一樣噴發了。巖漿涌出來，淹沒了蘇聯，也淹沒了那個曾經喊著“解放全人類”的夢想。

更奇怪的是，那些享受著蘇聯紅利的上層精英，竟然比誰都厭棄蘇聯。他們住著蘇聯給的別墅，花著蘇聯給的錢，心里卻天天向往著西方。他們覺得蘇聯的體制太僵化，覺得西方的“民主自由”才是歸宿。

我當時就琢磨，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得利益者，反倒要親手推翻自己的既得利益？

后來我才明白，不是他們不想留，是他們覺得，這個體制已經滿足不了他們的欲望了。他們想要的，是更自由的特權，是能把手里的權力，直接變成金錢的自由。而蘇聯的體制，雖然給了他們特權，卻也給了他們束縛——至少表面上，他們還得裝裝樣子，還得喊喊“平等”的口號。

這就是這本書最核心的主軸：蘇聯的制度，反蘇聯的主義；蘇聯的精英，反對蘇聯本身。

更吊詭的還在后面。

蘇聯解體后，那些反蘇聯的精英們，以為自己能過上西方那樣的好日子。結果呢？他們被西方忽悠瘸了，搞“休克療法”，把國家的資產賤賣給私人，最后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可蘇聯的特權制度，卻沒跟著蘇聯一起消失。它像一種遺傳病，隔代遺傳給了俄羅斯。現在俄羅斯的那些寡頭，那些上層人物，享受的特權，比當年蘇聯的精英們，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更可怕的是，這種特權，不再是“藏在水下”的秘密，而是變成了“公開的規則”。

俄羅斯現在搞的國家資本主義，說白了，就是對著蘇聯的制度，反著來選的。

當年蘇聯的特權制度，殺死了不適配它的意識形態——那個喊著“平等”的口號。蘇聯解體后，這些特權階層，干脆直接搭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一個完全為他們服務的意識形態——國家資本主義。

到這兒，我才算真正明白，為什么說蘇聯拖了俄羅斯的后腿。

俄羅斯今天的所有問題，都不是1991年蘇聯解體后才新生的。它們早就存在，是蘇聯遺留下來的舊疾。俄羅斯沒有治好這些病，反而被這些病，拖進了一個更深的泥潭。

除了特權制度，蘇聯還給俄羅斯留了另一個“包袱”——戰爭魔咒。

1979年，蘇聯發動了阿富汗戰爭。誰也沒想到，這場戰爭，竟然讓蘇聯陷入了泥淖，一陷就是十年。

很多人都說，蘇聯打阿富汗，是為了爭奪地緣政治利益，是為了打通南下的通道。可這本書，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角度——這場戰爭，根本不是為了向外擴張，而是為了向內“滅火”。

當時的蘇聯，國內矛盾已經積重難返。特權階層的腐敗，普通人的不滿，經濟的停滯，所有的問題都堆在一起，根本疏解不了。勃列日涅夫沒轍了，就下了一步昏棋——發動一場外部戰爭，把國內的矛盾，都轉移到國外去。

這事兒，歷史上的很多帝國都干過。可蘇聯不一樣，它的所有戰爭前面，都要加上兩個字——神圣。

說白了，他們的戰爭，都是“圣戰”。

蘇聯之前，沙俄的圣戰，是為了上帝打的，叫東正教圣戰。士兵們扛著槍，心里想的是“為上帝而戰”，死后能上天堂。

到了蘇聯，上帝沒了，就換成了“全人類”。蘇聯的圣戰，是為了解放全人類打的，是為了把“共產主義的光芒”，帶到全世界。士兵們扛著槍，心里想的是“為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是“英雄的榮譽”。

你看，不管是沙俄還是蘇聯，他們的軍工，都帶著一種特殊的“宗教性”——神圣軍工。

戰爭不是單純的戰爭，是“神圣的使命”；武器不是單純的武器，是“神圣的工具”。這種思想，深深扎根在蘇聯的軍工體系里，也深深扎根在俄羅斯人的骨子里。

蘇聯留下的這兩條“后腿”——一個特權制度，一個神圣軍工，最終把俄羅斯拖入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黑洞，也就是我一開始看到的——軍工東正教。

讀書要讀到書之外。《大國的解體與重生》這本書，從斯大林講到普京，就結束了。可它的后勁兒，卻能一直勾到現在。

它捋出了一條蘇聯向俄羅斯進化的曲線。順著這條曲線往下看，你就會發現，現在俄羅斯的一切，其實都是注定的。

蘇聯向俄羅斯的進化，說白了，就是兩件事：一是特權意識形態化，二是軍工宗教化。

這兩件事，還互為補充，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特權被官方的意識形態合理化了。也就是說，現在俄羅斯的上層精英，不再需要裝樣子喊“平等”的口號了。他們可以光明正大地說，“貧富差距是合理的”，“特權是精英應得的”。這種合理化，無限放大了俄羅斯的階級矛盾，帶來了結構性的混亂。

矛盾越來越大，怎么辦？上層精英就需要一個辦法，把矛盾轉移出去。

軍工宗教化，就是最好的辦法。

把戰爭包裝成“神圣的使命”，把軍工包裝成“神圣的事業”，用“神圣戰爭”的信條，讓普通人忘記國內的矛盾，一心跟著國家“對外作戰”。他們告訴士兵，你們不是在殺人，是在“捍衛神圣的信仰”；你們不是在發動戰爭，是在“保護自己的家園”。

這個循環，從普京上臺之后，變得越來越明顯。

2000年新年，普京正式上任俄羅斯總統。就在同一個時期，俄軍靠著鐵腕，攻陷了車臣。

普京的時代，就是在這場凱歌中，悄然開啟的。

也是從那時候起，普京第一次喊出了“精神安全”的口號。這一口號，宣告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的誕生——軍工東正教。

而這一切的開端，其實早在1994年，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1994年，東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和當時的俄羅斯國防部長格拉喬夫，簽了一份聯合聲明——《關于俄聯邦武裝力量，和東正教會之間合作的聯合聲明》。

這份聲明，說白了，就是把東正教，正式請進了俄羅斯的軍隊。

從那以后，牧師去軍隊出差做彌撒，成了家常便飯；軍隊派士兵給教堂站崗做保安，也成了理所當然。

我第一次聽到這事兒的時候，差點以為是別人編的段子。一個曾經的無神論國家，竟然讓神職人員，走進了最核心的武裝力量體系里。

可這就是事實。

蘇聯時期，無神論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宗教被打壓、被禁止。可蘇聯解體后，無神論一敗涂地，東正教卷土重來，而且比以前更加強勢。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

2009年之后，俄軍的政委，就徹底變成了牧師。他們穿著東正教的黑袍，戴著神帽，跟著部隊出征，給士兵做思想工作，給武器開光，甚至在戰場上，給士兵舉行臨終祈禱。

到了2012年，紹伊古當了國防部長之后，這事兒就更離譜了。

他不光保留了東正教的“政委”，還專門給俄軍，擴編了其他宗教的“政委”——有藏傳佛教的，有伊斯蘭教的，還有薩滿教的。

我在布里亞特共和國的時候，就見過這樣的士兵。他脖子上掛著佛教的佛珠，口袋里裝著薩滿教的護身符，手里卻端著一把AK47。問他為什么，他說，“多信一個，多一份保佑，打仗的時候，才能活下來”。

你看，這就是現在的俄羅斯軍隊。宗教不再是單純的信仰，而是變成了一種“精神武器”；軍工不再是單純的產業，而是變成了一種“神圣的圖騰”。

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專門去了那座武裝力量大教堂。

教堂里面，到處都是軍工和宗教結合的痕跡。耶穌的雕像，手里攥著大寶劍，腳下踩著炮彈殼；天使的雕像，懷里抱著AK47，翅膀下面，是坦克的模型。墻上的壁畫，畫的不是圣經里的故事，而是俄軍士兵作戰的場景——士兵們舉著槍，身后是東正教的十字架，頭頂上，是天使在飛翔。

當時我站在教堂里，心里五味雜陳。

我想起了蘇聯時期，那些喊著“無神論”口號的士兵；想起了《大國的解體與重生》里，那些描寫蘇聯精英矛盾的文字；想起了我在俄羅斯各地看到的，那些被宗教和戰爭裹挾的普通人。

俄羅斯到底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

說到底，還是蘇聯留下的那根刺，扎得太深了。

蘇聯給俄羅斯留下了強大的軍工，卻也留下了僵化的制度；留下了“神圣戰爭”的思想，卻也留下了無法調和的階級矛盾。俄羅斯沒有能力拔掉這根刺，只能任由它在自己的身體里，慢慢腐爛，慢慢蔓延。

現在很多人都說，俄羅斯是在吃蘇聯的老本。可他們不知道，這老本的背后，是無數的隱患和負擔。

蘇聯的核武器，確實讓俄羅斯有了硬氣的資本。可蘇聯遺留下來的制度性問題，蘇聯遺留下來的戰爭魔咒，蘇聯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撕裂，卻像一個個沉重的包袱，拖得俄羅斯喘不過氣來。

軍工東正教，就是這些包袱堆出來的產物。它是特權階層轉移矛盾的工具，是軍工體系神圣化的外殼，是俄羅斯被蘇聯拖后腿的最好證明。

我第四次從俄羅斯回來的時候，在飛機上，又翻了一遍《大國的解體與重生》。

書里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大國的解體，從來都不是一瞬間的崩塌，而是長期的腐朽；大國的重生，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繼承，而是徹底的革新。”

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硬”——強大的軍工，強大的軍事力量。可它卻沒能擺脫蘇聯的“邪”——僵化的特權，扭曲的意識形態。

這“硬”與“邪”的交織，就是俄羅斯今天最大的困境。

我不知道俄羅斯未來會走向何方。我不知道那根扎在腦殼里的刺，什么時候才能被拔掉。我不知道那些被宗教和戰爭裹挾的普通人，什么時候才能過上真正安穩的日子。

但我知道，只要蘇聯留下的那些舊疾沒有被治好，俄羅斯就永遠無法真正“重生”。

就像那座武裝力量大教堂里的耶穌雕像，手里攥著寶劍，看似強大，實則早已被戰爭和宗教，捆住了手腳。

這，就是蘇聯留給俄羅斯的遺產，一份沉重到，幾乎無法承受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