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女孩為約會翻窗墜亡父母起訴男友物業？

今天要全面分析的，是近期引發廣泛社會關注的“15歲女孩為約會翻窗墜亡，父母起訴男友及物業被一審駁回”的真實事件。這件事之所以能牽動無數人的心，不僅僅是因為一個花一樣年紀的女孩意外離世，更因為它牽扯到未成年人保護、監護責任、情侶間的道德與法律義務、物業安全保障邊界等多個現實問題，而法院的一審判決，更讓“法律與道德的邊界”“過錯責任的認定”成為大眾熱議的焦點。不同于網上碎片化的評論和片面的解讀，我會基于官方通報、法院判決書核心內容、各方訴辯觀點以及權威法律解讀，一步步梳理事件的來龍去脈，剖析每個主體的行為邊界與責任歸屬，既要保證所有細節準確無誤，不添油加醋、不主觀臆斷，也要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最終提煉出能讓我們每個人警醒的啟示。整個分析不會有復雜的章節劃分，就是一段一段慢慢說，盡量貼近真人思考和表達的語氣，嚴謹且不生硬，不搞那些空洞的套話，也避免任何AI式的刻板表述，只把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以及背后隱藏的問題，原原本本地分析清楚，同時滿足大家對內容詳細、完整、有邏輯的要求。

首先，我們必須把整個事件的完整經過梳理清楚，這是所有分析的基礎，任何脫離事實的分析都是空中樓閣，也不符合“準確、詳細”的要求。根據河南省濮陽縣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書、當地公安機關的調查結論，以及紅星新聞、魯網等權威媒體的報道，這件事的完整脈絡是這樣的：事件的主人公，是一名年僅15歲的女孩，我們暫且稱她為張某（出于對當事人隱私的保護，官方未披露其全名），張某雖然只有15歲，尚未成年，但已經參加工作，這一點在后續的責任認定中，成為了一個關鍵的考量因素。張某與本案的另一被告，也就是她的男友丁某，是通過“探探”這款社交軟件相識的，兩人相識后迅速發展成為男女朋友關系，甚至有過同居生活的經歷。根據張某父母在起訴狀中的表述，兩人交往期間，丁某就曾經引誘張某共同通過小區的消防走廊翻越到張某父母家中，還誘導過張某從臥室窗戶翻越到消防走廊外出，也就是說，翻窗相會這種危險行為，在案發之前就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并非偶然。

案發當晚，丁某再次與張某約定約會見面，張某為了赴約，選擇了和以往一樣的方式——從自己位于家中的臥室窗戶翻越出去，準備進入消防走廊，再從消防走廊下樓與丁某匯合。可就在她翻越臥室窗戶，試圖進入消防走廊的過程中，意外發生了，張某不慎從高空墜落，最終不幸身亡。事件發生后，張某的家人第一時間報警，濮陽縣公安局城南新區派出所接到報警后，立即介入調查，經過詳細的現場勘查、走訪核實以及尸檢等一系列工作，最終作出了調查認定：張某墜樓死亡并非他殺，不構成刑事案件，屬于意外墜樓死亡。這份警方的調查結論，成為了后續法院審理此案的重要基礎性證據，直接排除了丁某故意殺人或者故意傷害的可能，也明確了事件的性質是意外，而非人為加害。

痛失愛女的悲痛，讓張某的父母難以承受，他們始終認為，女兒的離世并非單純的“意外”，背后必然有其他人的責任。在悲痛之余，張某的父母經過考慮，將張某的男友丁某，以及他們所居住小區的物業公司，一同告上了河南省濮陽縣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擔賠償責任，索賠金額共計30余萬元。張某父母在起訴狀中，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訴求和理由，針對男友丁某，他們認為，丁某作為一名成年人，明知張某尚未成年，卻仍然與她建立戀愛關系，甚至同居，更為嚴重的是，丁某多次引誘張某通過翻窗這種危險方式相會，案發當晚，也是丁某主動邀約張某見面，并且再次引誘張某翻窗，導致張某意外墜亡；除此之外，張某父母還聲稱，案發后，丁某已經進入小區，通過電梯到達了消防走廊現場查看，卻沒有對墜亡的張某采取任何施救措施，屬于見死不救，進一步擴大了損害結果，因此丁某對張某的死亡存在明顯的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而針對小區物業公司，張某的父母則認為，物業公司未盡到物業服務合同約定的義務，存在嚴重的服務管理過錯，是導致張某墜亡的重要原因。具體來說，他們提出了兩點理由：一是物業公司在小區的相關危險區域，比如消防走廊、臥室窗戶對應的外側區域，沒有設置任何安全警示標志，也沒有加裝必要的安全防護設施，導致張某沒有充分認識到翻窗的危險性，同時也無法有效防范翻窗這種危險行為的發生；二是小區的門禁人臉識別系統存在漏洞，沒有成功攔截丁某進入小區，丁某作為非小區業主，能夠隨意進入小區，并且通過電梯到達消防走廊，間接為張某翻窗赴約提供了條件，因此物業公司應當對張某的死亡承擔重大管理過錯責任。

面對張某父母的起訴，丁某和物業公司都先后提交了答辯狀，明確表示自己沒有過錯，不應當承擔任何賠償責任，請求法院駁回張某父母的全部訴訟請求。首先來看丁某的答辯意見，丁某否認了張某父母所說的“引誘張某翻窗”“見死不救”等全部指控，他辯稱，自己雖然與張某相識并建立了戀愛關系，但案發當晚，他并沒有引誘張某翻窗赴約，張某翻窗的行為是其自行決定的，與自己無關；同時，他也否認了自己到達現場后未施救的說法，辯稱自己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也沒有親眼目睹張某墜亡的過程，等到自己趕到現場時，相關的救援人員已經到達，因此不存在見死不救的行為。除此之外，丁某還隱晦地提到，張某雖然只有15歲，但已經參加工作，具備了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危險認知能力，她應當清楚地知道翻窗是一種高度危險的行為，卻仍然執意為之，由此產生的后果，應當由她自己和其監護人承擔，與自己無關。值得注意的是，丁某作為一名成年人，與尚未成年的張某交往，甚至有同居經歷，這一點他并沒有否認，但他認為，這種交往行為僅僅是道德層面的問題，并不構成法律上的過錯，更不能成為自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理由。

再來看物業公司的答辯意見，物業公司的答辯態度非常明確，核心觀點就是“自身無過錯，責任在張某及其監護人”。物業公司辯稱，張某父母所居住的房屋，以及小區內的消防連廊，在設計和施工階段都經過了相關部門的驗收，均符合國家法定標準，不存在任何安全隱患，房屋與消防連廊之間的距離、消防連廊欄桿的高度等，都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執行，不存在設計或施工上的缺陷。同時，物業公司還指出，張某父母與物業公司簽訂的《前期物業服務協議》中，并沒有約定物業公司需要在業主臥室窗戶外側、消防走廊等區域設置安全警示標志或加裝安全防護設施，因此張某父母提出的“未設置警示標志、未加裝防護設施”的指控，沒有合同依據，也沒有法律依據。

針對張某父母提出的“門禁人臉識別系統未攔截丁某”的指控，物業公司辯稱，小區的門禁人臉識別系統運行正常，不存在漏洞，丁某之所以能夠進入小區，是因為他可能跟隨小區業主一同進入，或者通過其他合理方式進入，物業公司已經履行了正常的安保巡查義務，無法做到百分之百攔截所有非小區業主進入，而且丁某進入小區的行為，與張某翻窗墜亡之間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不能因為丁某進入了小區，就認定物業公司存在過錯。除此之外，物業公司還重點強調，張某已經年滿15周歲，并且已經參加工作，根據其年齡、智力、文化水平以及工作經歷等因素，她對高空攀爬、翻窗等危險行為應當有清晰的認知和判斷能力，她明知翻窗有墜亡的危險，卻仍然主動實施這種危險行為，屬于自甘風險，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應當由她本人和其監護人承擔。物業公司還認為，張某的父母作為其法定監護人，沒有盡到監護職責，對張某的日常行蹤、交友情況以及行為習慣沒有多加關注，沒有及時發現并制止張某的危險行為，尤其是在明知張某可能存在翻窗相會這種危險行為的情況下，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監護失職是導致張某墜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張某的父母應當自行承擔全部責任，與物業公司無關。

河南省濮陽縣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本著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庭審過程中，法院重點圍繞“二被告（丁某、物業公司）對于張某的死亡是否存在過錯”“二被告的行為與張某的墜亡之間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張某父母的訴訟請求是否應當得到支持”這三個核心爭議焦點，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了舉證、質證和法庭辯論。張某的父母向法院提交了警方的調查筆錄、現場照片、物業服務合同等相關證據，試圖證明丁某和物業公司存在過錯；而丁某和物業公司也分別提交了相關證據，用以反駁張某父母的指控，證明自己無過錯。法院在審理過程中，不僅對雙方提交的證據進行了嚴格的審查核實，還結合警方的調查結論、案涉房屋和消防連廊的驗收報告、雙方當事人的陳述等多種因素，進行了全面、細致的分析研判，最終形成了一審判決意見，并依法作出了判決：駁回張某父母對丁某和物業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案件訴訟費用由張某父母自行承擔。

法院在一審判決書中，對本案的三個核心爭議焦點，作出了詳細、明確的認定和解讀，這也是我們分析本案的關鍵所在，必須認真、細致地解讀這份判決理由，才能真正搞清楚“為什么丁某和物業公司不用承擔責任”“法院的判決是否合理”。首先，針對物業公司是否存在過錯、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問題，法院作出了三點明確認定。第一，案涉房屋經驗收合格后，已經交付給張某父母使用，張某父母與物業公司簽訂的《前期物業服務協議》，明確約定了物業公司的職責是對小區的共用部分進行清潔、維護、排除妨害等一般性的維護和管理義務，而張某父母提交的證據，并沒有顯示物業公司對案涉房屋或小區的消防連廊進行過違法改造，也沒有證據證明案涉房屋與消防連廊之間的距離、消防連廊欄桿的高度等不符合法律規定，因此可以認定，小區的相關設施設備是符合法定標準的，物業公司在設施維護方面沒有過錯。

第二，張某父母主張物業公司未設置安全警示標志、門禁人臉識別系統未成功攔截丁某，存在物業服務過錯，但他們并沒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證據，來證明這兩個待證事實的真實性。一方面，沒有證據證明物業公司確實未設置安全警示標志，即便退一步講，即便物業公司未設置警示標志，結合張某15周歲且已經參加工作的實際情況，她對高空翻窗的危險性也應當有清晰的認知，警示標志的有無，并不會影響她對危險的判斷，因此未設置警示標志與張某的墜亡之間，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門禁人臉識別系統未成功攔截丁某的說法，也沒有充分證據佐證，而且丁某進入小區的行為，與張某翻窗墜亡之間，并沒有直接的關聯，即便丁某沒有進入小區，張某如果執意要翻窗，仍然有可能發生墜亡事故，因此兩者之間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第三，張某作為15周歲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已經具備了與自己年齡、智力相適應的危險認知能力，她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從臥室窗戶翻越到消防走廊，是一種高度危險的行為，有可能導致墜亡的嚴重后果，但她仍然主動實施這種危險行為，將自己置于極其危險的境地，這種行為屬于自甘風險，已經超出了物業公司應當履行的安全保障義務的合理范圍。物業公司的安全保障義務是有限度的，并非無限兜底，不能要求物業公司防范所有業主或訪客的主動危險行為，否則將過度加重物業公司的責任，違背公平原則，因此物業公司對于張某的意外墜亡，不存在過錯，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其次，針對丁某是否存在過錯、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問題，法院也作出了明確的認定。法院認為，丁某作為一名成年人，與尚未成年的張某結識并發展成為戀愛關系，甚至有同居經歷，其行為雖然在道德上存在一定的瑕疵，值得譴責，但道德上的瑕疵，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過錯，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不能混為一談。結合本案雙方當事人提交的所有證據，以及警方的調查結論，并沒有充分、有效的證據能夠證明，案發當晚，丁某有引誘張某翻越臥室窗戶的行為，也沒有證據能夠證明，丁某在發現張某墜亡后，未采取任何施救措施。張某翻窗赴約的行為，是其自行作出的決定，是其自身意志的體現，丁某的邀約行為，與張某的墜亡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法律因果關系——邀約見面本身并不具有危險性，危險來源于張某自行選擇的翻窗方式，而非邀約行為本身。因此，丁某對于張某的意外墜亡，不存在法律上的過錯，也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除此之外，法院在判決書中還特別指出，張某墜樓身亡，最悲傷、最痛苦的莫過于她的父母，其沉痛心情，法院完全能夠理解，也深表同情，但民事責任的承擔，必須嚴格基于法律的規定，必須以行為人存在過錯、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法律因果關系為前提，司法機關不能僅憑情感傾向，不能因為同情受害者，就超出行為人對法律的預期，判決無過錯的人承擔責任。本案中，物業公司和丁某，對張某的墜亡均沒有行為上的過錯，也沒有證據證明其行為與張某的墜亡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因此張某父母要求二被告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這份判決，看似“不近人情”，看似沒有給悲痛的父母一個“交代”，但實際上，它嚴格遵循了法律的基本原則，堅守了司法公正的底線，既沒有冤枉任何一個無過錯的人，也沒有因為情感因素而違背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一審判決作出后，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和熱議，網友們的觀點呈現出明顯的分歧，有人支持法院的判決，認為“法律講證據、講過錯，不能隨便找背鍋俠”；也有人同情張某的父母，認為“丁某和物業公司多少都有責任，不應該完全駁回訴求”；還有人認為，最該反思的是張某的父母，是他們的監護失職，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這些不同的觀點，反映出不同的人對“責任邊界”“法律與道德”“監護義務”等問題的不同理解，也正是這些分歧，讓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深入分析本案，搞清楚每個爭議點背后的法律依據和現實意義，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情感宣泄層面。

首先，我們先來深入分析一下“丁某的責任邊界”問題，這也是網友們爭議最大的焦點之一。很多網友認為，丁某作為成年人，和15歲的未成年女孩談戀愛、同居，本身就是不對的，而且如果不是他邀約見面，張某也不會去翻窗，更不會墜亡，所以丁某就算沒有法律上的過錯，也應該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甚至是民事賠償責任。這種觀點，其實混淆了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邊界，這也是本案最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之一。道德和法律，雖然有著密切的聯系，但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道德是一種社會規范，依靠社會輿論、內心信念等方式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而法律是一種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依靠國家強制力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道德上的譴責，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處罰，道德上的義務，也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義務。

具體到本案中，丁某與15歲的張某交往，確實存在道德上的瑕疵。15歲的張某，屬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缺乏足夠的判斷力和自我保護能力，而丁某作為成年人，心智成熟，具備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他應當清楚地知道，與未成年人建立戀愛關系，尤其是發展到同居層面，可能會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也應當意識到，未成年人可能會因為戀愛中的沖動，做出一些危險的行為。因此，丁某作為成年人，沒有盡到應有的審慎義務和引導義務，沒有及時制止張某的危險行為，反而與她保持這種可能帶來風險的關系，在道德上，他確實應當受到譴責，他也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愧疚和自責。但愧疚和道德譴責，并不能成為他承擔法律責任的理由，法律上的民事賠償責任，必須以“過錯”為前提，而這里的“過錯”，必須是法律意義上的過錯，即行為人實施了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或者未盡到法律規定的義務，導致了損害結果的發生，并且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結合本案的證據來看，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丁某實施了法律意義上的過錯行為。第一，沒有證據證明丁某“引誘”張某翻窗，所謂的“引誘”，是指通過勸說、利誘、脅迫等方式，促使他人實施某種行為，而本案中，張某翻窗的行為，是其自行決定的，是她為了赴約，主動選擇的一種方式，丁某并沒有實施任何引誘行為；第二，沒有證據證明丁某“見死不救”，即便丁某到達了現場，他也沒有法定的施救義務——施救義務分為法定施救義務和道德施救義務，法定施救義務通常存在于特定的主體之間，比如醫生與患者、父母與子女、消防員與被救援者等，而丁某與張某之間，僅僅是戀愛關系，并不存在法定的施救義務，他的施救義務，僅僅是道德層面的，不履行道德層面的施救義務，會受到道德譴責，但不會承擔法律責任；第三，丁某的邀約行為，與張某的墜亡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邀約見面是一種正常的社交行為，本身并不具有危險性，張某墜亡的直接原因，是她自行翻窗的危險行為，而非丁某的邀約行為，也就是說，即便沒有丁某的邀約，張某如果因為其他原因翻窗，同樣有可能發生墜亡事故，因此丁某的邀約行為，并不是導致張某墜亡的直接原因或間接原因。

在這里，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如果甲邀約乙去公園散步，乙在去公園的路上，不小心被車撞死，那么甲需要承擔責任嗎？顯然不需要，因為甲的邀約行為本身沒有危險性，乙的死亡是因為交通事故，與甲的邀約行為沒有任何關系，甲既沒有過錯，也沒有實施任何違法行為，因此不需要承擔責任。本案中，丁某的邀約行為，與這個例子中的甲的邀約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都屬于正常的社交行為，本身不具有危險性，因此不能因為張某在赴約過程中發生意外，就要求丁某承擔責任。當然，這并不是說丁某沒有任何責任，他的責任，是道德層面的，是內心層面的，他需要一輩子背負著“因為自己的邀約，女孩意外離世”的愧疚，這種道德上的懲罰，或許比法律上的賠償，更加沉重。但從法律層面來說，他沒有過錯，就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這是法律的公平與公正所在，也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底線。

接下來，我們再來分析“物業公司的責任邊界”問題，這也是本案中的另一個核心爭議點。很多網友認為，物業公司作為小區的管理者，有義務保障小區業主和訪客的人身安全，張某在小區內墜亡，物業公司就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至少是管理疏漏的責任。這種觀點，其實是對物業公司“安全保障義務”的誤解，認為物業公司的安全保障義務是無限的，是“萬能的”，只要在小區內發生了安全事故，物業公司就必須承擔責任，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知。物業公司的安全保障義務，是有限度的，是有合理邊界的，它并不是無限兜底，也不能防范所有的安全風險。

根據我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物業公司的安全保障義務，主要體現在對小區共用部分的維護、管理和安全防范上，比如小區的道路、電梯、消防設施、公共照明等共用設施設備的維護和管理，小區的安保巡查、門禁管理等安全防范工作，確保這些共用部分符合安全標準，不存在安全隱患，能夠保障業主和訪客的正常通行和人身安全。但物業公司的安全保障義務，僅限于“合理范圍”內，也就是說，物業公司只需要履行“合理的”維護、管理和安全防范義務即可，不需要做到“萬無一失”，也不需要防范業主或訪客的“自甘風險”行為。

具體到本案中，物業公司是否履行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案涉房屋和小區的消防連廊，在設計和施工階段都經過了相關部門的驗收，符合國家法定標準，房屋與消防連廊之間的距離、消防連廊欄桿的高度等，都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執行，不存在任何安全隱患，物業公司作為管理者，已經履行了對共用設施設備的維護義務，沒有任何過錯；第二，張某父母主張物業公司未設置安全警示標志，但并沒有提交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一點，即便物業公司未設置警示標志，也不能認定其存在過錯，因為警示標志的作用，是提醒人們注意潛在的危險，而張某作為15周歲且已經參加工作的人，對高空翻窗的危險性，應當有清晰的認知，這種危險是顯而易見的，不需要通過警示標志來提醒，因此未設置警示標志，與張某的墜亡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第三，張某父母主張物業公司的門禁人臉識別系統存在漏洞，未攔截丁某進入小區，但同樣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一點，而且物業公司的門禁管理義務，是“合理的”安全防范義務，不是“絕對的”攔截義務，物業公司無法做到百分之百攔截所有非小區業主進入，比如非小區業主跟隨小區業主一同進入，物業公司很難發現和攔截，因此即便丁某進入了小區，也不能認定物業公司存在管理疏漏，更不能將張某墜亡的責任，歸咎于物業公司的門禁管理。

更重要的是，張某的墜亡，是因為她自行實施了翻窗這種高度危險的自甘風險行為，這種行為，已經超出了物業公司安全保障義務的合理范圍。物業公司的安全保障義務，是為了防范“意外風險”，而不是防范“人為的、主動的危險行為”，如果業主或訪客主動實施某種高度危險的行為，將自己置于危險境地，那么由此產生的后果，應當由其自行承擔，而不能要求物業公司承擔責任。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有人故意從小區的樓頂跳下身亡，那么物業公司需要承擔責任嗎？顯然不需要，因為這是死者自行實施的故意危險行為，與物業公司的管理無關，物業公司無法防范這種故意的、主動的危險行為。本案中，張某翻窗的行為，雖然不是故意自殺，而是意外墜亡，但本質上，也是她主動實施的高度危險行為，她明知翻窗有危險，卻仍然執意為之，屬于自甘風險，因此后果應當由其自行承擔。

很多網友之所以認為物業公司應當承擔責任，本質上是一種“受害者有罪論”的反向思維，即“既然有人受到了傷害，就必須有人來承擔責任”，但這種思維，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法律的基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即“有過錯，才擔責；無過錯，不擔責”，不能因為有受害者，就隨便找一個“背鍋俠”來承擔責任，這既不公平，也違背了法治精神。物業公司的責任，是有限的，我們不能過度加重物業公司的責任，否則，物業公司為了避免承擔責任，可能會采取一系列極端的措施，比如封閉所有的消防連廊、加裝大量的防護網，甚至禁止業主開窗，這反而會影響業主的正常生活，也不利于小區的正常管理。因此，法院認定物業公司無過錯、不承擔責任，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也是對物業公司責任邊界的正確界定。

分析完丁某和物業公司的責任，我們再來分析本案中最容易被忽視，但卻是最關鍵的一個責任主體——張某的父母，也就是張某的法定監護人。很多網友在討論本案時，都把焦點放在了丁某和物業公司身上，卻忽略了張某父母的監護失職，而事實上，張某的墜亡，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張某父母的監護失職。作為15歲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張某的父母，沒有盡到法定的監護義務，沒有保護好自己的女兒，沒有及時發現并制止女兒的危險行為，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他們才是這場悲劇的最大責任人。

根據我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監護人，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監護人應當教育和引導被監護人遵紀守法，培養被監護人的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關注被監護人的身心健康和行為習慣，及時發現并制止被監護人的危險行為。如果監護人未盡到監護職責，導致被監護人遭受人身損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的，監護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具體到本案中，張某的父母，在多個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監護失職，這些失職行為，共同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第一，張某的父母，對張某的交友情況疏于管理，沒有及時發現張某與成年男友丁某的戀愛關系，更沒有發現兩人有同居經歷。15歲的張某，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缺乏足夠的判斷力和自我保護能力，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尤其是在戀愛關系中，更容易因為沖動而做出危險的行為。作為父母，應當關注女兒的交友情況，了解女兒交往的對象是誰，了解女兒的情感狀態，及時發現女兒交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正確的引導和干預。但張某的父母，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不知道女兒通過探探App認識了丁某，不知道女兒與丁某建立了戀愛關系，更不知道兩人有同居經歷，直到女兒墜亡，他們才知道這一切，這種對女兒交友情況的完全忽視，是典型的監護失職。如果張某的父母能夠及時發現女兒與丁某的關系，能夠及時進行引導和干預，制止兩人的不當交往，那么張某就不會為了赴約而翻窗，悲劇也就不會發生。

第二，張某的父母，對張某的日常行蹤和行為習慣疏于關注，沒有及時發現并制止張某翻窗這種危險行為。根據張某父母在起訴狀中的表述，丁某曾經多次引誘張某通過消防走廊翻越到家中，也多次誘導張某翻窗外出，也就是說，翻窗這種危險行為，在案發之前就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張某已經養成了這種危險的行為習慣。作為父母，應當關注女兒的日常行蹤，知道女兒每天去哪里、做什么，及時發現女兒的危險行為，并進行嚴厲的批評和制止，幫助女兒樹立安全意識，改掉危險的行為習慣。但張某的父母，顯然也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不知道女兒經常翻窗，不知道女兒將翻窗作為一種正常的出行方式，沒有對女兒進行任何安全提醒，也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比如給臥室窗戶加裝防護網，阻止女兒翻窗，這種對女兒行為習慣的完全忽視，更是嚴重的監護失職。如果張某的父母能夠及時發現女兒翻窗的危險行為，能夠及時制止，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那么張某就不會在案發當晚再次翻窗，悲劇也就不會發生。

第三，張某的父母，對張某的安全意識教育嚴重缺失，沒有培養張某的自我保護能力。15歲的張某，雖然已經參加工作，具備了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但她的安全意識仍然比較薄弱，對高空翻窗的危險性，沒有足夠的認知，才會心存僥幸，多次實施翻窗這種危險行為。作為父母，應當加強對女兒的安全意識教育，告訴女兒哪些行為是危險的，哪些行為是不能做的，培養女兒的自我保護能力，讓女兒學會規避危險，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張某的父母，顯然沒有重視對女兒的安全意識教育，他們沒有告訴張某翻窗有多么危險，沒有讓張某認識到墜亡的嚴重后果，導致張某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最終因為自己的僥幸心理，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種安全意識教育的缺失，也是張某父母監護失職的重要表現。

第四，張某的父母，允許年僅15歲的張某外出工作，本身就存在監護疏漏。根據我國《勞動法》的相關規定，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也就是說，15歲的張某，屬于童工，用人單位不得招用她，而張某的父母，作為她的法定監護人，應當保護張某的合法權益，禁止張某外出工作，讓張某接受義務教育，健康成長。但張某的父母，卻允許張某外出工作，這不僅違反了《勞動法》的相關規定，也反映出他們對張某的監護不夠重視——15歲的孩子，本該在學校接受教育，而不是外出工作，過早地進入社會，讓張某變得更加叛逆，也讓她有了更多的機會和時間，與丁某交往，實施危險行為。如果張某的父母能夠禁止張某外出工作，讓張某安心接受教育，多花時間陪伴和引導張某，那么張某就不會過早地陷入戀愛關系，也不會實施翻窗這種危險行為，悲劇也就不會發生。

很多網友同情張某的父母，認為他們痛失愛女，已經非常可憐，不應該再指責他們，但同情歸同情，責任歸責任，我們不能因為同情，就忽視他們的監護失職。事實上，正是因為張某父母的監護失職，才讓張某有機會與成年男友交往，有機會多次實施翻窗這種危險行為，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張某的父母，在痛失愛女之后，沒有反思自己的監護失職，反而將責任歸咎于丁某和物業公司，試圖通過起訴的方式，讓無過錯的人承擔責任，這種做法，雖然可以理解（悲痛之下的本能反應），但卻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法院駁回他們的訴訟請求，不僅僅是因為丁某和物業公司無過錯，更是在間接提醒他們，這場悲劇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自己的監護失職，他們才是最應該承擔責任的人。

除了對各方主體的責任進行分析之外，我們還需要深入分析本案中涉及的幾個核心法律問題，這些法律問題，不僅與本案密切相關，也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了解這些法律問題，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界定責任邊界，規避法律風險，樹立正確的法律意識。第一個核心法律問題，就是“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是我國民事侵權責任的基本原則，其核心內容是：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沒有過錯的，不承擔侵權責任。也就是說，民事侵權責任的承擔，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行為人存在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二是存在損害事實（比如人身損害、財產損失等）；三是行為人的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只要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條件，行為人就不需要承擔侵權責任。

具體到本案中，損害事實是明確的——張某墜亡，人身權益受到了損害。但關鍵在于，丁某和物業公司，是否存在過錯，他們的行為與張某的墜亡之間，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從法院的審理結果來看，丁某和物業公司，都不存在過錯，他們的行為與張某的墜亡之間，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丁某沒有引誘張某翻窗，沒有見死不救，他的邀約行為，與張某的墜亡之間，沒有直接的關聯；物業公司履行了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小區的設施設備符合法定標準，沒有管理疏漏，張某的墜亡，是因為她自行實施的自甘風險行為，與物業公司的管理無關。因此，丁某和物業公司，都不滿足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條件，不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很多網友之所以對判決結果有異議，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理解過錯責任原則的核心，誤以為只要有損害事實，就必須有人承擔責任，而忽視了“過錯”和“因果關系”這兩個關鍵條件。事實上，過錯責任原則，是法治社會的重要體現，它既保護了受害者的合法權益，也保護了無過錯行為人的合法權益，避免了“無過錯擔責”的不公平現象，確保了法律的公平與公正。

第二個核心法律問題，是“自甘風險”的認定。自甘風險，是指受害人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或者活動本身的風險而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自甘風險的核心，是“受害人自愿置身于危險之中”，并且“對危險有清晰的認知”，因此，由此產生的后果，應當由受害人自行承擔。本案中，張某的行為，就屬于典型的自甘風險行為。張某已經年滿15周歲，具備了與自己年齡、智力相適應的危險認知能力，她清楚地知道，從高空翻窗是一種高度危險的行為，有可能導致墜亡的嚴重后果，但她仍然自愿實施這種行為，將自己置于危險境地，因此，她應當自行承擔由此產生的后果，即墜亡的損害結果。

需要注意的是，自甘風險的適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受害人對危險有清晰的認知，二是受害人自愿實施危險行為。本案中，張某顯然滿足這兩個條件，她作為15周歲且已經參加工作的人，對高空翻窗的危險，不可能沒有認知，她翻窗的行為，是其自行決定的，是自愿的，沒有受到他人的脅迫或強制，因此，她的行為屬于自甘風險，后果自行承擔。很多網友認為，張某是未成年人，不應當適用自甘風險，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自甘風險的適用，并不完全以年齡為標準，而是以受害人的認知能力為標準，未成年人如果具備了與自己年齡、智力相適應的危險認知能力，并且自愿實施危險行為，那么同樣可以適用自甘風險原則。本案中，張某15歲，已經參加工作，具備了一定的社會經驗和危險認知能力，她對翻窗的危險，有清晰的認知，因此，適用自甘風險原則，認定她自行承擔后果，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第三個核心法律問題，是“監護責任”的界定。根據我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監護人，監護職責包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安全、教育被監護人、管理被監護人的財產、代理被監護人進行民事活動等。監護人未盡到監護職責，導致被監護人遭受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本案中，張某的父母，作為張某的法定監護人，沒有盡到保護張某人身安全的職責，沒有教育張某規避危險，沒有管理好張某的行為，沒有及時發現并制止張某的危險行為，屬于明顯的監護失職，因此，他們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雖然張某的父母是本案的原告，是受害者的家屬，但這并不影響他們承擔監護失職的責任，只不過，在本案中，他們起訴的是丁某和物業公司，而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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