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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北京。當印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名單遞到代表們手上,會場空氣瞬間凝固。
李濟深——這三個字像一記悶雷,炸開了所有人的記憶。黃埔軍校副校長,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更要命的是,1927年廣州"四一五"清黨的主導者。
多少共產黨人死在他手下?現在讓他當副主席?
就在質疑聲快要爆發時,周恩來站了出來。他沒講大道理,只說了一句話:"如果當年中央能聽他的話,也許我們的紅軍就不用被迫長征了。"
全場,死寂。這話什么意思?背后藏著怎樣一段驚心動魄的往事?
1927年3月底,李濟深接到蔣介石從江西發來的急電——速來上海議事。
他和黃紹竑趕到上海,剛進北伐軍總部,就看見李宗仁、白崇禧已經在座。4月2日下午,蔣介石召開秘密會議,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陳立夫悉數到場。
會議室門一關,所有人心知肚明——要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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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稚暉率先發難,拿出一份"檢舉書",控告共產黨企圖奪取革命政權,說得慷慨激昂。輪到李濟深發言,他站起身,講起廣東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他的聲音很冷靜,但每個字都像釘子:"如果不早日清黨,早日鎮壓,其他各縣的農民都將起來效尤,廣東就無法維持了。"
蔣介石當場拍板——全國"清黨",4月12日動手。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同日,李濟深和古應芬趕回廣州。
但這里有個細節,史料記載:李濟深回到廣州后,第一時間通知了中共聯絡員陳秋帆。他怕隔墻有耳,在報紙邊上寫下"蔣介石決定4月12日全國清黨"幾個字,讓陳秋帆看完,問記住了嗎?陳秋帆說記住了。李濟深當即撕掉報紙,點火燒了。
陳秋帆跑回去通知,不少中共中央領導人緊急轉移。但這個通風報信,救不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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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下午,李濟深主持軍事會議,廣州警備司令錢大鈞、公安局長鄧彥華、第二十師師長徐景唐到齊。會議決定:錢大鈞任戒嚴司令,指揮所有海陸軍;徐景唐負責石圍塘、芳村警備;鄧彥華負責市區搜捕;海軍封鎖珠江;李福林控制河南。
一張天羅地網,已經張開。
4月15日凌晨2點,全市戒嚴。
軍隊和警察按名單挨家挨戶搜捕,當天抓了1000多人。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全部被包圍。黃埔軍校的糾察隊被繳械,中山大學被查抄,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的大門被砸開。槍聲在廣州城此起彼伏。
工人拿起武器反抗,從凌晨1點打到下午3點。粵漢鐵路工人拖走機車,炸毀鐵軌,讓鐵路癱瘓了一個星期。但人數和武器的差距太大,第四軍、第五軍傷亡100多人,工人死傷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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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培、蕭楚女、熊雄——一個個名字倒在這場屠殺里。總共2000多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害。
4月18日,李濟深派海陸軍包圍黃埔軍校,開始抓人。學生里平時言行"不正"、思想"不純"的,或者被檢舉的,統統押上中山艦。到5月初,連同各地入伍生,被捕的有400人左右。
有學生喊冤,說這是借公報私,排除異己。有人直接給蔣介石寫信,說李濟深"對黃埔學生特別殘酷",每天公安局的鐵甲車運出去的死尸里,都有黃埔同學的尸體。
李濟深在利用"清黨"培植自己勢力——這個指控,不是空穴來風。還有一筆賬,更私人,更沉重。
蔣介石下密令,要李濟深抓捕鄧穎超。那時候鄧穎超還懷著孕,為了躲避追捕,她東躲西藏,在顛沛流離中孩子流產了。更殘酷的是,因為這次流產,鄧穎超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
這是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輩子的痛。
換做普通人,見面不拔刀相向已經算克制。但1949年,李濟深戰戰兢兢見到周恩來時,等來的不是冷臉,而是周恩來那句關于"長征"的辯護。
為什么?答案藏在1933年的福建。
1932年,十九路軍在上海打響"一·二八"淞滬抗戰,全國沸騰。但蔣介石沒有表揚,反而心生警惕——這支隊伍威望太高了。
戰后,蔣介石一紙調令,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去"剿共"。表面上是打紅軍,實際上是借刀殺人——讓十九路軍和紅軍兩敗俱傷,他坐收漁利。
李濟深看透了這個套路。他本來就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極度反感,現在又看到蔣要對十九路軍下手,他決定反了。
1933年5月,李濟深辭去所有職務,離開南京,先去香港,再回廣西老家料神村。他開始奔走,聯絡國民黨內反蔣勢力和民主人士,籌劃一場驚天大事變。
1933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來到福州,與蔣光鼐、蔡廷鍇會合。
這是一次孤注一擲的豪賭。
11月20日,福州南校場人山人海,"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召開,成千上萬的士兵、學生、商人、人力車夫舉著彩旗涌進廣場。主席臺上坐著蔡廷鍇、蔣光鼐、李濟深、陳友仁,海軍名宿薩鎮冰也應邀出席。
天上,十九路軍新組建的空軍做著特技表演,歡呼聲和口號聲震天。
會議通過了《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案》和《制定新國旗案》。新國旗上紅下藍,中嵌一顆黃色五星——紅色代表工人,藍色代表農民,五星代表生產人民大聯合。
升旗儀式上,十九路軍戰士當場摘下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扔在地上。
11月22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成立,廢除中華民國國號,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李濟深任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陳友仁任外交部長。
24日,"生產人民黨"成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成為發起人。
這是國民黨民主派的第一次大團結,也是李濟深和共產黨合作的開始。
更關鍵的是,福建政府和紅軍簽了協定。
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劃定疆界線;福建方面釋放政治犯,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自由;雙方恢復貿易關系。
這是紅軍突破第五次圍剿的絕佳機會。
當時中央蘇區正被蔣介石的百萬大軍圍得水泄不通,形勢極度危急。如果紅軍能和福建的十九路軍聯手,一東一西,形成鉗形攻勢,蔣介石的包圍圈立馬會被撕開一個大口子。
毛澤東看出了這是破局的關鍵,他雖然被排擠了,但還是拼命主張支持李濟深。
可掌權的博古、李德這幫人,腦子里全是教條。他們死守著"左傾"路線,說李濟深是"軍閥",是"中間派",不可靠。他們甚至發表聲明,說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取第三條路者,必然失敗"。
紅軍拒絕了支援。
蔣介石抓住了機會。
蔣介石還在十九路軍內部早就埋了釘子——副軍長范漢杰,一直在給蔣介石通風報信。福建事變前后,十九路軍的重要行動計劃都被范漢杰泄露。
十九路軍內部開始動搖。
1934年1月4日,蔣軍在古田、延平同時發起進攻。延平、水口一天之內失守,古田被包圍。張治中寫信勸降,不費一槍一彈就拿下了。
1月13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停止辦公,遷都漳平。李濟深、蔣光鼐等人先到泉州,再到龍巖,然后乘飛機到汕頭,輾轉進入香港。
1月21日,十九路軍余部通電擁護中央。福建事變,只存在了54天。但毛澤東后來說:"沒有你們那時的人民政府,就沒有我們現在的人民政府。"周恩來也說:"你們十九路軍對中國人民做過兩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蔣。"
而喪失了福建這個強援,紅軍側翼完全暴露,第五次反圍剿輸得一塌糊涂。最后沒辦法,只能拋家舍業,踏上九死一生的長征路。
這就是周恩來那句話的含義——如果當年中央能聽李濟深的話,和福建政府聯手,也許紅軍就不用長征了。
1948年冬天,香港。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眼看要完蛋了,但老蔣對異己的監控變本加厲。李濟深躲在香港,成了他的眼中釘。香港表面上歸英國人管,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的后花園。保密局為了盯死李濟深,在李家對面開了個雜貨鋪。老板根本不關心生意,整天搬個小板凳,盯著李家二樓的衣帽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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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盯衣帽間?
因為特務們摸清了李濟深的習慣:只要他出門,必穿那件深色大衣。大衣一動,抓捕網立馬收口。
在這種窒息的監視下,要把這么個大活人弄回北方解放區,難度跟登天差不多。周恩來把這個燙手山芋交給了中共情報界的"大神"潘漢年。潘漢年到了香港,沒急著動手,先安排了一場戲。
1948年圣誕節,李家張燈結彩,高朋滿座,看起來就是一場普通的節日派對。對面的特務一看這架勢,心想這老頭又要喝一宿,神經稍微松了點。
等到夜深人靜,客人散場,李濟深準備去拿那件大衣。就在他的手剛要碰到衣架時,潘漢年突然按住了他。潘漢年壓低聲音:"別動那衣服,那是咱們的護身符。"
李濟深秒懂。于是,那件深色大衣孤零零掛在衣架上,繼續忽悠著對面的特務。而李濟深趁著夜色從后門溜走,直接登上了蘇聯貨輪"阿爾丹號"。
第二天,特務揉著惺忪的睡眼,看見那件大衣還在原位,心里還美著呢——殊不知李濟深已經在公海上喝著咖啡,往北邊去了。
"阿爾丹號"穿過臺灣海峽時,下面有艦艇盤查,上面有飛機盤旋。但憑著船頭飄揚的蘇聯國旗,一概置之不理。
就算被攔檢查也不怕——李濟深化裝成商人,兜里連提貨單都準備好了。
但船壞了一個引擎,又遇上頂風,出航12天還沒到。周恩來在北方掐著日子算,急得不行,發電報詢問。
香港找不到李濟深,大連接不到李濟深,東北、華北解放區的人都在焦急等待——這個人能否安全抵達?終于,"阿爾丹號"抵達大連。旅順軍港敞開航路,蘇聯戰艦鳴笛致敬。
碼頭上,李富春、張聞天隆重迎接。李富春的夫人蔡暢作為東道主也出面了——她是烈士蔡和森的妹妹。
1931年,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帶人到香港抓獲蔡和森,港英當局把蔡和森遞解回廣州。是李濟深的部下,用鐵釘把蔡和森釘到墻上,用刺刀當靶子捅死的。
這筆血債,蔡暢記得清清楚楚。但她還是遠遠伸出手,主動和李濟深握手。這一幕,李濟深永生難忘。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從西柏坡來到北平,住在香山雙清別墅。
4月4日,李濟深受邀來到香山。他一到門口,就看見毛澤東站在那里迎接。
李濟深緊緊拉住毛澤東的手,說:"毛主席,您太客氣了。我這個人您是知道的。我過去是反對共產黨的,犯有很大錯誤……"
毛澤東打斷他:"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獎了,應該對我們多提意見。"
李濟深說:"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咱們會相處得更好。"
事實是什么?
1949年9月21日,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9月30日,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濟深等當選副主席。選舉結果是"高票當選",不是"眾人反對"。
而且,民革在新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得到了充分體現:10位民革黨員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在全部56名委員中占近五分之一;在27名黨外人士中占超過三分之一。
程潛被選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5名副主席之一,張治中、蔡廷鍇、龍云、劉斐都是委員。
10月1日,李濟深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宋慶齡、張瀾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
他站在毛澤東身邊——這個位置,說明了一切。
在政協會議上,李濟深和郭沫若等44人聯名提出了第一號提案: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權。
提案全體通過。11月15日,周恩來代表中央政府致電聯合國,鄭重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唯一能代表中國人民之政府。
這一擊,直接在外交戰場上給了蔣介石致命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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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李濟深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1950年,他寫信給家鄉蒼梧縣縣長,主動獻出家中所有土地,交給政府重新分配。
抗美援朝時,他帶頭認捐舊人民幣5000萬元,還把香港的一幢房子賣掉,所得款項全部捐獻。他還把兒子李沛黔送去參加志愿軍。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因胃癌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為什么周恩來要為李濟深辯護?因為在國家大義面前,個人的恩怨情仇,哪怕再深,也得往后稍稍。
周恩來那句"不用長征",化解的不只是幾十年的血債,更是告訴所有人:新中國不是一個小圈子的自嗨,而是所有愛國者的家。
李濟深從"四一五"的劊子手,到福建事變的反蔣先鋒,再到新中國的副主席,這條路走得跌宕起伏,但最終站對了隊伍。
歷史給了他一次機會,他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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