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星登報致歉稱自己“腦子壞了”，前額葉損傷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國著名音樂制作人、饒舌歌手坎耶·韋斯特（Kanye West）（俗稱“坎爺”）最近在《華爾街日報》上付費刊登了自己腦子壞掉的事。

他針對自己過往的一些過激舉動道了歉，并表示導致他做出這些舉動的原因是20 年前車禍造成的前額葉損傷，他因此患上了雙相情感障礙。

作為全球最具爭議的流行巨星之一，坎爺的曾經的部分言行可以用“匪夷所思”來形容。他不僅曾在頒獎禮上公開羞辱其他藝人，更因近年來公然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宣稱“崇拜希特勒”等極端表態，遭到了全球范圍內的強烈抵制，甚至被各大商業合作伙伴集體解約。

坎爺在發表于《華爾街日報》的聲明中表示，自己早年間出了車禍，對前額葉造成了損傷

這讓我想到最近一個梗圖：

圖片來源于網絡

坎爺大概也是這個意思：這就是你們想要的嗎？罵我這個“腦殘”。

前額葉損傷確實能造成性情大變、人格崩塌，在躁狂發作時，人們也有可能做出一些過激的事。不過，我們誰也無法僅憑一份聲明就判斷他的前額葉損傷到底是什么程度，更無法判斷這份聲明的真偽。

咱們不討論他這個人，就看看“腦子壞了”，到底能給我們的認知行為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前額葉，人格儲存處

前額葉（prefrontal cortex）是人們高級認知功能的核心區，儲存和運轉著人格的代碼，保存著我們作為一名社會人所需要的：

· 工作記憶：臨時形成的、眼下正要使用的記憶；

· 計劃、思考和推理：制定合理的計劃，理解和推理事件；

· 抑制沖動：知道什么時候該做什么，把沖動和欲望放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

· 調節社會期待：知道自己的角色應該做些什么、別人期待自己做些什么；

· 自我監控：注意自己做了什么、在別人眼里是什么樣子，并及時調整。

很明顯，前額葉受損會讓我們看起來像一個情緒失控、無法理智思考和控制自己的“惡棍”，這些思維和行為發生重大改變后，周圍的人會覺得你“不再是從前那個人”了。

蓋奇綜合征（Gage syndrome）是神經心理學史上最早將前額葉損傷與人格改變聯系起來的病例。

1848 年，25 歲的美國鐵路工頭菲尼亞斯·P·蓋奇（Phineas P. Gage）當時正在開鑿巖石。為進行爆破作業，他用搗棒將炸藥壓入鉆孔中，不料爆炸突然提前發生，一根長 1.1 米、直徑 6 厘米、重 6 千克的搗棒從他的左臉頰穿入，從顱頂穿出，并落在身后遠處。

他的頭蓋骨嚴重破損，搗棒上“沾滿了腦組織”，那就是他的前額葉[1]。

當時蓋奇還是清醒的，但兩天后出現嚴重感染，陷入了昏迷。第五周，蓋奇竟然恢復了意識，雖然左眼失明、左側面部肌無力，但他還是活了下來。

貫穿蓋奇頭骨的搗棒和他的頭骨（參考文獻[2]）

原本人們以為這是一樁幸運的醫療成功案例，但蓋奇的主治醫生隨后觀察到他的智力表現變差，情緒開始變得反復無常，且行為幼稚，無法控制自己的欲望。

蓋奇的雇主曾經認為他相當有效率、能干，但現在他情緒失控、容易爆粗口，對同事毫無尊重。蓋奇的人格和行為改變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身邊的人都說“那已經不是蓋奇了”。[2]

由于蓋奇的前額葉嚴重受損，在他的悲劇之后，關于前額葉功能的研究開始井噴式增長。目前，人們已經能明確前額葉在高級認知行為功能上的作用。[3]

另一位患者 E.L. 和蓋奇有著相似的經歷，他被稱為“現代版蓋奇”。和蓋奇一樣，他也不幸被鐵棒穿透了右側前額葉，從而出現了類似的執行功能下降和行為改變。

不過研究者對其進行了長達 9 年的追蹤，通過電生理治療等方式降低 δ 頻段的低頻振蕩，最后基本保留了 E.L. 在推理、計劃、工作記憶以及社會、性與家庭行為方面的功能。[4]

除了外傷，在現代醫學中也多見腦卒中導致的前額葉損傷。在腦卒中發生后，患者可能會情緒淡漠、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甚至出現反社會行為。當然，這些腦卒中的后遺癥并不完全由前額葉損傷帶來，更多地是與前額葉相關的皮層網絡有關。[5][6]

目前，我們確實可以得出結論：前額葉嚴重受損的確會讓人變得“不可理喻”，因為腦子里的“理”已經被破壞了。

大腦這個黑匣子，可不敢亂動

大腦是一個各個區域相互聯通的黑匣子，人們已經發現不同區域的損傷會帶來不同的行為變化。

比如布洛卡區和維爾尼克區，以及頂葉緣上回/角回的復合受損會導致失語癥（aphasia），患者可能在意識和智力正常的情況下發生語言理解、表達、復述、命名、閱讀或書寫能力障礙。

另外，還有一些經典的神經精神障礙：

1.克呂弗–布西綜合征（Klüver–Bucy syndrome）

克呂弗–布西綜合征由雙側顳葉受損所致，尤其累及海馬和杏仁核。患者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口欲亢進（hyperorality），即強迫性地用嘴去探究物體，看見什么都想往嘴里放。

另外他們還可能出現過度探究行為，對視覺刺激異常關注，即使既往的經歷告訴 ta“這是危險的”或“碰了會痛”，患者仍然會去觸摸。性欲亢進、食欲亢進也是典型癥狀。

在情感和人格方面，患者可能會變得情感淡漠，或者行為上過度地溫順，還可能出現健忘癥等。

2.卡普格拉綜合征（Capgras syndrome）

卡普格拉綜合征是一種妄想性錯認綜合征（delusional misidentification syndrome），患者堅信自己自己熟悉的人（配偶、父母、孩子）被“長得一模一樣的冒牌貨”替代了。

患者通常知道眼前這個人長得像誰（ta 的親友），也就是并不是認不出這張臉，只是看到這張臉時，那種親切和熟悉的主觀感受消失了。于是，大腦會給出一個極端的解釋：這不是本人，是個冒牌貨。

患有卡普格拉綜合征的患者會認為自己的親友被冒牌貨頂替了

這是一種典型的雙通路斷裂模型，即面孔識別通路還在，但情緒喚起通路被切斷，前額葉信念評估系統受損的情況下無法修正荒誕的解釋，最終形成了這樣堅定的幻想。

患有卡普格拉綜合征的人經常伴隨著焦慮和恐懼，甚至會攻擊對方。[7]

在臨床上，卡普格拉綜合征常與右額-顳網絡、邊緣系統、連接纖維的損傷相關。

在 2021 年發表的一項案例報告中，一名女性因為右額部腦膜瘤，在出現局灶性顳葉癲癇發作時，短暫表現出卡普格拉綜合征。另一例 2018 年發表的案例，患者在雙側大腦缺血性梗死后出現的短暫性卡普格拉綜合征，病灶涉及額葉、頂葉和顳葉區域，并累及右側前額葉皮層。[8][9]

3.安東綜合征（Anton–Babinski syndrome）

安東綜合征是一類枕葉受損后可能發生的病癥，患者已經因為枕葉損傷而皮層性失明，卻堅稱自己看得見，甚至會“編造”視覺解釋。

枕葉是大腦皮層后端的區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處理視覺信息。我們看見的東西從光感受器傳到到枕葉視中樞，這被稱為視路。

而安東綜合征的患者是一種“皮層盲”，即這種盲來自雙側枕葉初級視覺皮層的損傷，他們的眼球、視網膜、視神經本身可能正常，但由于枕葉損傷，大腦無法產生視覺，因此視野檢查顯示嚴重缺損甚至全盲。

然而他們會否認自己失明，當被詢問是否看得見時，會給出肯定答復，即使屢次撞到物體，也堅持自己能看得見。

同時為解釋自己“理應能看見”，大腦會自動生成合理化敘述試圖描述自己“看”見的東西，但這些描述往往與真實環境不符。

安東綜合征患者明明已經失明，卻會否認這一事實，他們真的認為自己還看得見。

最關鍵的是，他們不是裝的，也不是說謊，而是缺乏對自身缺陷的意識。這可能是由于枕葉損傷后，負責監測錯誤、更新自我狀態的腦區（比如右頂葉、前額葉、島葉等）也受損或失去連接，從而導致對“我現在看不見”這件事視而不見。

2014 年的一項案例報告中，一例具有多種心血管危險因素的患者，發生了雙側枕葉反復梗死，出現安東綜合征。[10]

而在一項 2024 年的案例報告中，一名老年男性病患由于7年前曾接受腎移植，因移植腎功能惡化入院。患者服用治療腎病藥物西羅莫司，該藥物引發了血栓性微血管病變，并發生雙側枕葉缺血性卒中，隨后出現了安東綜合征。[11]

4.偏癱失認癥（Anosognosia for Hemiplegia）

偏癱失認癥和安東綜合征類似，患者一側身體已經明顯癱瘓，卻堅稱自己能動，或者輕描淡寫地否認問題的嚴重性。

它和安東綜合征一樣，并不是患者在“嘴硬”，更不是一種“樂觀”，而是一種對自身神經缺陷缺乏覺察的腦源性障礙。

首先患者會否認自己已經發生了偏癱（明顯左側或右側肢體完全不能抬起），但患者會說自己只是有點沒力氣，已經發現自己抬手失敗仍會否認。

偏癱失認癥患者會否認自己偏癱

患者會對這種事實和自己認知之間的沖突進行合理化，比如“是我不想抬”、“醫生擋著我了”，或是“床太滑”。即使面對自己以后再也動不了的情況，患者也會表現得毫不在意，并不求助也不覺得這是個問題。

同時，患者可能還會伴有身體部位失認、空間定向障礙、情緒淡漠等等癥狀。

影像學研究顯示，右頂葉、右島葉、前扣帶/內側額葉等區域的損傷可能導致偏癱失認證。頂葉的功能之一是負責保持對身體的感知以及空間定位，當頂葉受損時，大腦可能會仍然相信自己的身體是完整的。[12]

同時，負責內感受的島葉，以及前扣帶和內側前額葉可以共同作用于我們監控自己的狀態，而這些區域受損，我們便有可能產生不了“我出問題了”的感覺，從而否認當前的病癥。

“腦子壞了”不應該作為結論

我們的大腦很脆弱，我們孤心經營的人格、理性與情緒網絡，但一旦遭遇大腦受損，失去它們也只是一夕之間。

理解腦損傷與行為變化，不是為了標簽化，而是為了更早識別、更好治療，也更少指責。

在這些病例中，除了難以預料的嚴重外傷，心腦血管問題、年老和大腦炎癥是誘發這些腦損傷的重要原因。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在尚未發生意外之前，盡量保護好大腦，保護好這構建了人格和理性的脆弱珍寶。

在日常生活中，控制血壓與血糖、規律運動、保證睡眠，以及避免過量飲酒、吸煙，都是避免腦損傷的重要舉動。

當然，大腦并非一臺用壞即棄的機器。即便在損傷之后，神經系統仍然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康復訓練、心理支持和社會環境的改善，都可能幫助人重新建立功能、重拾尊嚴。

理解這些疾病與損傷，不是為了給他人貼標簽，而是為了在變化發生時多一些耐心，在風險尚未出現時多一分謹慎。

參考文獻

[1] Harlow, J. M. (1848). Passage of an iron rod through the head. 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1828-1851), 39(20), 0_1.

[2] O'Driscoll, K., & Leach, J. P. (1998). “No longer Gage”: an iron bar through the head: Early observations of personality change after injury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Bmj, 317(7174), 1673-1674.

[3] Mayer, R. F. (1999).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atomy, physiology and neuropsychology of the frontal lobe.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87(2), 122-123.

[4] de Freitas, P. H., Monteiro, R. C., Bertani, R., Perret, C. M., Rodrigues, P. C., Vicentini, J., ... & Rozental, R. (2022). EL, a modern-day Phineas Gage: Revisiting frontal lobe injury.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Americas, 14.

[5] Tang, W. K., Hui, E., & Leung, T. W. H. (2024). Behavioral disinhibition in stroke. Frontiers in Neurology, 15, 1345756.

[6] Jorge, R. E., Starkstein, S. E., & Robinson, R. G. (2010). Apathy following strok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5(6), 350-354.

[7] Bourget, D., & Whitehurst, L. (2004). Capgras syndrome: a review of the neu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and presenting clinical features in cases involving physical violenc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9(11), 719-725.

[8] Colombo, E., Messina, S., Verde, F., Locatelli, M., Poletti, B., Silani, V., & Ticozzi, N. (2021). Epileptic Capgras-Like Delusions in a Patient with Right Frontal Meningioma: Case Report. Case Reports in Neurology, 13(2), 284-288.

[9] Garcha, M., Sivakumar, K., Leary, M., & Yacoub, H. A. (2018). Transient Capgras syndrome secondary to bilateral ischemic stroke: A case report.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Neurology, 31(2), 96-98.

[10] Kwong Yew, K., Abdul halim, S., Liza-Sharmini, A. T., & Tharakan, J. (2014). Recurrent bilateral occipital infarct with cortical blindness and anton syndrome. Case reports in ophthalmological medicine, 2014(1), 795837.

[11] Mankoo, D. (2023). Anton syndrome with bilateral occipital infarct: A case report. Radiology Case Reports, 18(12), 4461-4464.

[12] Karnath, H. O., Baier, B., & N?gele, T. (2005). Awareness of the functioning of one's own limbs mediated by the insular cortex?.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5(31), 7134-7138.

策劃制作

作者丨阿藍 科普創作者、南京師范大學社會心理學碩士

審核丨趙偉 天津大學泰達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中國睡眠研究會睡眠障礙專委會青年委員

策劃丨何雨濛

責編丨何雨濛

審校丨徐來、張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