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組建浙東首支游擊隊，兩年隊伍壯大近萬人

顧德歡，又名張瑞昌，1912年9月出生，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少年時在青浦城中小學讀書，寄居在姑母家。

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學附屬小學，1927年，升入交通大學預科讀書。1930年，升入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學習。1931年，顧德歡任交通大學學生愛國救亡委員會委員，期間曾兩次去南京請愿。

1934年夏，顧德歡進入位于青島的山東大學物理系讀書。1935年，因參與發動學生運動而被學校開除，同年12月9日回上海。1936年6月，顧德歡由胡喬木和陳延廣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6年秋，顧德歡報考燕京大學來到北平，并參加中華民族先鋒隊總部工作，擔任宣傳部長。1937年上半年，擔任中共燕京大學支部宣傳委員。暑假時，經組織決定回上海工作，組織“平顧德歡津流亡同學會”，并參加上海學生界救亡協會黨團工作，后又根據安排做難民工作，擔任“民德”收容所副主任，黨的難民工作委員會委員。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顧德歡由黨組織安排回上海工作。此后領導上海周圍地區的抗日工作，歷任黨的青浦縣工委書記、青昆嘉中心縣委書記、淞滬中心縣委書記、路南特委書記等職務。

1941年5月后，根據譚震林的指示，浦東地區中共領導的武裝900余人分七批南渡杭州灣到浙東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1945年抗戰勝利后，為適應黨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全國戰略方針，浙江新四軍部隊奉命北撤。北撤之際，顧德歡根據黨中央、華中局的指示精神和浙東區黨委的決定，親自執筆撰寫了浙東黨政軍領導機關的《忍痛告別浙東父老兄弟姐妹書》。

其中寫道：“中共中央與本軍軍部，為避免內戰，力求全國和平建國的新時期早日到來，乃毅然作最大的忍耐和讓步，命令我浙東新四軍與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東。”

“我們巴望我們的退讓能夠換得全國的和平，能夠減少人民當前的損害，我們將能在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自由空氣中，再回來與各位暢談衷情。”

字字句句充滿激情，催人淚下，充分展示了黨和軍隊與浙東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真誠無私的胸懷。

1945年9月，顧德歡隨浙東新四軍北撤，部隊整編后，任新四軍一縱隊政治部宣教部長。1946年12月，經中央批準，浙東黨組織歸上海分局領導，12月上海分局召開“上海會議”，決定將浙東工作的中心放在臺州地區。

為貫徹上海會議精神，1947年2月，顧德歡與中共浙東工委書記劉清揚，在寧海岔路白嶺根村葛希曾家主持召開會議，即“梅花村會議”。

會議決定了三項內容：一是確定獨立自主開展臺屬地區武裝斗爭的方針和策略；二是將工作方針從“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轉變為“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三是改變特派員制，建立委員會制度，宣布了中共臺屬工作委員會組成名單，邵明為書記，許少春為副書記，丁友燦為委員，原屬四明的嵊（縣）新（昌）奉（化）地區黨組織劃歸臺屬工委領導。

梅花村會議吹響了浙東武裝斗爭的號角，是浙東革命和臺屬地區武裝斗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會議期間，大雪紛飛，村前梅林梅花盛開。

顧德歡說：這次會議決定著臺屬黨和人民的命運，我提議將此次會議定名為“梅花村會議”，待我們會后打開臺屬武裝斗爭局面時，在此立碑以示紀念。大家同意了這一提議，“梅花村會議”的名稱由此誕生。

1947年5月15日，在顧德歡的具體組織和主持下，在草茅庵建立了解放戰爭時期浙東第一支游擊主力武裝“三支兩大四中隊”，浙東的武裝斗爭從此正式重新開始。

部隊先后出擊三北地區、姚北平原的國民黨軍隊駐地、警察所、鄉公所等地，繳獲了大批武器，鼓舞了群眾的斗志，人們奔走相告：“三五支隊又回來了！”

“草茅庵建軍”與出擊三北的行動，是顧德歡等人根據上海局發展武裝斗爭的指示，向創建地區主力武裝，開展游擊戰爭，恢復游擊根據地邁出的堅實一步，重燃了浙東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熊熊烈火，標志著四明山地區的革命斗爭由隱蔽堅持階段轉向游擊戰爭階段，開創了浙東革命斗爭的新局面。

1948年1月，因浙東工委書記劉清揚被捕，中共浙東工委改建為中共浙東臨時工委，顧德歡任書記，領導浙東的人民游擊戰爭。

1949年1月，顧德歡擔任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政委。此后，他率部從四明地區轉戰臺屬、會稽地區，解放了三門、紹興、諸暨、天臺等許多縣城，將四明、會稽、臺屬各游擊區連成一片，部隊和脫產干部近萬人。

從幾十人開始的游擊戰爭，兩年時間就獲得勝利，這固然有多種因素，但作為浙東黨的主要負責人顧德歡，其功不可磨。

在浙江省工作期間，顧德歡為恢復與發展浙江地區的經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領導和組織建設浙江麻紡織廠、黃壇口水電站、杭州制氧機廠、籌建新安江水電站、衢州化工廠等，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浙江工業建設的奠基人之一。

1956年6月，顧德歡當選為浙江省副省長、黨的八大代表。

顧德歡是個革命者，又矢志于科學工作。盡管他因為參加革命斗爭，他的大學學業多次中斷，但他接受過系統的科學教育，聆聽過王淦昌、班威廉、孟昭英、畢德顯、王承書等著名學者的課程，與錢學森、張光斗是校友或交好的同學。

1956年9月，根據國務院制訂的《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和發展“無線電電子學”等新技術的四大緊急措施，經中央批準，成立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顧德歡響應國家號召，調任中科院工作，任電子學所籌備組組長，電子學所黨委書記兼所長。

他非常重視電子學所的學科布局和發展方向，在籌建期就根據學科發展需要確立了研究方向，組織結構從籌建初期的3個研究室（無線電研究室、電子學研究室、聲學研究室）發展為1958年的12個研究室。

1959年，在向國慶10周年獻禮成果展覽會上，電子所展出首批科技成果50多項，并于1960年12月，電子所研制成功國際上第一臺實用的毫微秒脈沖采樣示波器。

1960年，中國科學院電子學所正式建所。在顧德歡的領導下，電子學所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據電子學所所史資料統計，截至1965年，研究所在國防和國民經濟應用方面完成科研成果149項，其中國防上直接應用或試用18項，在國民經濟上已應用并小量生產31項，在實驗室已獲得完整成果28項，階段性成果8項，自制或實驗室重要裝備成果34項，其他工藝技術、測量技術和理論報告30項。

顧德歡在電子學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創建我國第一個綜合型的電子與信息科學研究所奠定了堅實基礎，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那段特殊時期，顧德歡受到不公正對待，停止工作。1978年落實政策后，調到中國科學院機關，參與領導籌建學術領導機構和恢復學部的工作。1979年任中科院黨組成員、顧問。

他是浙東抗日根據地和浙東游擊根據地史上的關鍵人物之一，在到電子所之前，他在浙江省的領導取得了有效成果，贏得了口碑，表現出很強的領導能力。他通過“技術歸隊”的方式，回到科學戰線上來，領導電子所籌建和開展工作，為新中國的電子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除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顧德歡沒有任何個人的打算，表現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的崇高精神。在參加革命之初，他就將祖遺的400多畝田產變賣，捐作革命活動經費。

1993年7月21日，顧德歡逝世，終年81歲。

臨終前他立下五條遺囑：把遺體獻給醫學研究；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保留骨灰；把衣服捐給災區人民；將藏書和存款捐贈給老區和家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