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價幾何？五代十國武將的生存算術題

當朱溫的得力部將楊師厚，帶著麾下精銳魏博軍毅然投奔晉王李存勖時，困守洛陽的后梁末帝朱友貞，恐怕在驚駭之余，也嗅到了熟悉的背叛氣息——幾十年前，他的父親朱溫正是靠著背叛黃巢、倒戈唐朝，才一步步竊取了天下。翻開《舊五代史》《資治通鑒》的記載，這樣的背叛劇情在五代十國的舞臺上反復上演，毫無新意卻又致命。統計顯示，五代時期主要武將平均跳槽次數高達2.3次，而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更創下“四姓家奴”的離譜紀錄，其輾轉于后唐、后晉、契丹、叛軍之間的叛變路線圖，竟比當代職場精英的求職履歷還要復雜。在這個“君不君、臣不臣”的亂世，忠義早已不是武將的立身之本，而是可以精確計算的交易籌碼，每一次倒戈都藏著精密的生存算術。

一、職業軍人的生存公式：利益至上的精準博弈

五代亂世，武將早已褪去了傳統“忠臣義士”的光環，蛻變成一群以武力為資本、以利益為導向的職業軍人。他們的每一次選擇，都不是一時沖動，而是經過反復權衡后的理性決策，精準到糧餉、絹帛、牧場、兵權的分毫之差。朱溫發動“白馬之禍”，一次性屠殺三十余名唐朝舊臣，用鮮血摧毀了傳統君臣倫理的第二年，年輕將領高思繼的選擇，就極具代表性地詮釋了這套生存邏輯。

高思繼本是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麾下猛將，因驍勇善戰被稱為“白袍將軍”。劉仁恭被其子劉守光囚禁后，高思繼走投無路，率先投降了晉王李克用，憑借戰功迅速獲得重用。但不久后，契丹主耶律阿保機率軍南下，許諾給高思繼“良田千頃、牧場百里”，還封其為“燕王”，待遇遠超李克用給予的俸祿。高思繼毫不猶豫，連夜帶著麾下部曲拔營北上，投奔契丹。可沒過多久，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崛起，派人攜重金招降，承諾給予的絹帛比契丹多三成，還允許他保留部曲自主權。權衡利弊后，高思繼又再次倒戈，回歸后唐陣營。在他的生存邏輯里，沒有“忠臣不事二主”的束縛，只有“誰給的籌碼更高”的算計，主公的更換與職場上的跳槽，并無本質區別。

這種精確到毫厘的利益衡量，最終催生出安重榮那句震古爍今的狂言：“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資治通鑒》記載，安重榮在決定背叛后晉、投靠契丹前，曾特意讓親信算了一筆明白賬：后晉朝廷給成德節度使的糧餉，每年僅夠養活五千騎兵，且對其部曲有嚴格約束；而契丹方面承諾，只要他倒戈，就將幽云十六州南部的牧場劃歸其管轄，足以養活兩萬鐵騎，還能給予完全的軍事自主權。一邊是束手束腳的五千之眾，一邊是自由發展的兩萬精銳，安重榮的選擇毫無懸念。他的背叛，不是因為恩怨情仇，純粹是一場基于實力與利益的精準投資。

類似的案例在五代俯拾皆是。后漢將領王景崇，先后追隨過后唐、后晉、后漢三朝，每一次跳槽都能踩著舊主的尸骨上位。他投降后漢時，特意帶著前主的頭顱作為“投名狀”，換來了節度使的職位；后來見后漢朝廷不穩，又暗中聯絡后蜀，許諾獻上三州之地，只求能獲得更高的爵位。這些武將如同亂世中的投機者，手中的兵權是他們最大的籌碼，而忠義不過是籌碼交易時的附屬品，可有可無。

二、倫理崩壞的顯微鏡：底線盡失的亂世修羅場

若對比三國時期關羽“降漢不降曹”的矜持、趙云“千里走單騎”的忠誠，五代武將的倫理底線，靈活得令人震驚，甚至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他們沒有“一臣不事二主”的執念，沒有“知恩圖報”的準則，唯一的底線就是“活下去、爬更高”，為了這個目標，背叛、弒主、屠城，皆可為之。后唐莊宗李存勖的寵將元行欽，就是這場倫理崩壞大戲中最典型的表演者。

元行欽本是劉守光麾下將領，劉守光兵敗后，他率先背叛主公，投降了李存勖的養父李嗣源；后來見李存勖勢力更強，又毫不猶豫地背叛李嗣源，轉投李存勖麾下，憑借勇猛善戰獲得李存勖的絕對信任，被封為武寧節度使；可當李存勖因寵信伶人引發兵變、陷入絕境時，元行欽又暗中策劃背叛，試圖劫持李存勖投降叛軍，以求自保。他的每一次倒戈都精準踩準時機，像在亂世中跳著一場危險的探戈，每一步都踩著舊主的鮮血，卻總能在新的陣營中站穩腳跟。最終，元行欽因背叛未遂被李存勖賜死，可直到臨死前，他還在為自己的“識時務”辯解，毫無愧疚之心。

這種倫理崩壞的根源，在于藩鎮體制對傳統君臣關系的徹底解構。在藩鎮割據的格局下，武將的權力來源于手中的部曲，而非朝廷的任命，他們與主公之間，更像是“雇傭關系”而非“君臣關系”。當主公無法給予足夠的利益，或者自身陷入危機時，武將背叛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更可怕的是，這種背叛行為還會被“合理化”，成為武將群體默認的生存法則。

當后晉將領張彥澤的士兵，在戰場上排隊領取人肉作為軍糧時，《太平廣記》中那個令人作嘔的細節，徹底揭露了亂世的真相：在生存與利益面前，忠義不過是一件昂貴的奢侈品，絕大多數人都消費不起。張彥澤本身就是一個毫無底線的背叛者，他先后追隨過后唐、后晉、契丹，每一次倒戈都伴隨著瘋狂的屠殺與劫掠。當有人指責他背叛舊主時，他卻直言：“亂世之中，唯有強者可依，所謂忠義，不過是弱者的枷鎖。”

后梁太祖朱溫被親子朱友珪弒父奪位后，最先入宮道賀的，正是朱溫一手提拔起來的舊部將領。這些人曾在朱溫面前發誓“誓死效忠”，可當舊主駕崩、新主掌權，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昔日的誓言，轉而向弒父者俯首稱臣。在他們眼中，“主公”不過是可替換的雇主，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兵權與地位，無論雇主是誰，無論上位手段多么卑劣，都無關緊要。這種集體性的倫理崩壞，讓五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混亂的時期之一。

三、背叛經濟學的遺產：大宋崇文抑武的源頭

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溫和決策，看似是一場充滿智慧的政治博弈，實則是對五代武將生存法則的矯枉過正，是用制度手段徹底終結“背叛經濟學”的無奈之舉。因為他比誰都清楚，五代時期的武將背叛，從來都不是個體的道德敗壞，而是制度漏洞催生的必然結果——當忠誠沒有制度約束，當背叛能帶來巨大利益，任何統治者都無法保證麾下武將的忠心。

后晉高祖石敬瑭的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就是典型的“利益至上者”。他曾深受石敬瑭信任，被委以重任，可僅僅因為一次賞賜不足（石敬瑭承諾的絹帛少了兩千匹），他就心懷不滿，暗中聯絡契丹，在石敬瑭病重時倒戈相向，最終取代后晉，建立后漢。劉知遠的背叛，讓后世統治者深刻明白：沒有制度約束的忠誠，比汴梁城的春雪融化得更快，唯有通過制度設計，剝奪武將的背叛資本，才能杜絕類似的悲劇重演。

現代人很難理解，張彥澤為何敢如此囂張，竟將彈劾自己的大臣張式“剖心決口”，手段殘忍到令人發指。但只要翻開他的人生軌跡，就會明白其中的緣由：他出身低微，早年曾是盜墓賊，后來投身軍旅，先后五次易主，每一次背叛都能獲得更高的職位與更多的利益——從普通士兵到節度使，從盜賊到封疆大吏，他的發家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背叛史。在這個地獄級的修羅場里，道德潔癖者早已成了亂葬崗的白骨，活下來的都是精于算計、毫無底線的生存專家。張彥澤的殘忍，不僅是個人性格的暴虐，更是亂世規則的必然產物——只有用最極端的手段震懾他人，才能在殘酷的權力斗爭中站穩腳跟。

當郭威被部下強行披上黃旗、擁立為帝時，他或許不會想到，自己這套“兵變上位”的操作，會在十幾年后被趙匡胤原封不動地照搬。五代的軍人，用53年的時間、無數人的鮮血，證明了一個冰冷的生存公式：忠義的價格=當前主公的支付能力÷下一個主公的開價×叛變成功率。在這個血色方程式里，沒有情感，沒有倫理，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計算。

正是這套殘酷的生存法則，最終催生了宋朝“崇文抑武”的徹底轉向。宋朝統治者通過抬高文官地位、削弱武將權力、實行“更戍法”（定期更換軍隊將領，防止將領與士兵形成私人關系）等一系列制度，從根源上剝奪了武將的背叛資本，終結了五代以來的軍閥混戰。但這種矯枉過正的制度，也為宋朝后來的“積貧積弱”埋下了隱患——當武將失去了軍事自主權，當軍隊失去了戰斗力，宋朝在面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時，只能被動防守，最終淪為“弱宋”。

回望五代十國的武將群體，他們既是亂世的制造者，也是亂世的受害者。在那個倫理崩壞、秩序崩塌的時代，他們被迫用背叛與殺戮換取生存空間，將忠義賤賣給利益。而這段黑暗的歷史，也成為華夏文明的一面鏡鑒：它告訴我們，忠誠的維系，既要靠個人的道德修養，更要靠完善的制度約束；當利益的誘惑遠超道德的底線，當背叛的成本遠低于堅守的代價，再堅固的忠義，也終將被亂世的洪流沖刷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