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柏林的槍聲方才停歇,紅軍剛把戰旗插上德國國會大廈的穹頂,斯大林就把目光移向萬里之外的亞洲。此時距離蘇聯對日宣戰還有整整三個月,但遠東已經悄然沸騰。西伯利亞鐵路線上,坦克、榴彈炮、T-34與“喀秋莎”源源不斷東運,車站月臺擠滿了剛剛結束歐洲惡戰的老兵,他們的下一站叫“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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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把這幅場景告訴當時的東京大本營,參謀們多半會笑而不信。原因很簡單:70萬關東軍仍盤踞東北,表面兵強馬壯;再加上1941年簽訂的《日蘇中立條約》尚在,盡管華約即將到期,日本高層仍固執地斷言“北邊不會有大動作”。他們真正擔心的,是逼近家門口的B-29與隨時可能登岸的美軍,而非仍在喘著粗氣的蘇聯。
可拆開關東軍這副“鎧甲”,內部銹蝕驚人。1942年起,幾輪大規模抽調把甲種師團抽得一干二凈,留下的多為二線部隊、動員兵和地方勤務隊。到1945年夏天,關東軍名義上仍號稱七十萬,真正的野戰兵力卻不足四十萬,其中三分之一是裝備步槍都成問題的新征兵。坦克約四百輛,大半是八九式、九五式這類過期產物;空軍看似有千余架,卻只有可憐的五十多架是尚能出動的戰斗機。這樣的“精銳”,別說頂住百萬蘇軍,即便是對付配備M3輕坦的國民政府機械化師,也得掂量掂量。
東京判斷蘇軍顧慮重重:烏克蘭反叛、波羅的海騷動、新占領區仍需鎮壓;更別提橫貫歐亞的補給線漫長到令人絕望。“他們不敢動。”軍令部高官在7月的會議上拍板。然而蘇軍恰恰準備用閃電解題。遠東方面軍、外貝加爾方面軍和第1遠東方面軍三箭齊發,總兵力174萬,坦克五千五、火炮兩萬六千門,航空兵三千八百架;此外還有八萬蒙古騎兵輕車熟路,為紅軍開辟草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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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深夜,莫斯科電臺宣讀對日宣戰聲明,8月9日凌晨三時,火炮群同時怒吼。興凱湖畔的日軍前哨來不及報告,通信線路就被裝甲尖刀切成數段。第一天,紅軍坦克平均推進70公里;第三天,外貝加爾坦克集團軍跨越大興安嶺——這條號稱“天然壁壘”的山脈被履帶與工兵炸藥撕開十余處通道。關東軍參謀崩潰地記錄:“敵未按公路行動,而是越嶺而下。”一句“沒想到”道盡全部無奈。
輜重短缺更是致命。關東軍倉庫囤積的彈藥相當驚人,但鐵路網早被蘇軍與游擊隊夾擊切斷,炮彈堆在牡丹江,前線炮兵卻拿著空藥筒干瞪眼。“用刺刀!”有軍官怒吼,可刺刀在T-34鋼板前毫無意義。僅吉林方向,日軍兩個師團一天之內損失近萬人,殘兵敗將退到永吉,再也組織不起像樣防線。
有意思的是,蘇軍并未在最初的混亂里急于受降,而是繼續前推。8月15日,日本發表《終戰詔書》,哈巴羅夫斯克前線指揮部接到電報后仍命令部隊南下。華西列夫斯基簡單一句:“占滿洲,越多越好。”這幾天的追加進攻,為莫斯科日后在東北的鐵路、港口權益談判,贏得了足夠籌碼。
半月光景,關東軍死亡及失蹤約8.3萬人,被俘59萬余,剩下的零散部隊逃入山地,自生自滅。如此差距不是戰術層面的“失誤”能夠解釋,而是漫長戰略誤判加速了崩潰。自1942年起,日本不斷向南太平洋填兵填艦,如同拆東墻補西墻,結果兩頭皆空。一支曾經趾高氣揚的“帝國劍鋒”,終在陌生的草原和山地化為烏有。
值得一提的是,關東軍覆滅后并未立即結束它的“存在”。大量軍官被押往西伯利亞,他們在茫茫雪原伐木、修路,挖通了貝阿鐵路最艱難的區段;山野間也殘留數萬日軍小股部隊,與東北抗日聯軍余脈、蘇蒙騎兵以及后來趕到的中國政府軍纏斗到1946年春。硝煙散去,昔日所謂“東亞最強陸軍”已成歷史教材中的反面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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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1945年的時間節點上看,這場毀滅幾乎預寫在三年前的作戰命令里。抽調、誤判、資源枯竭,每一步都把關東軍推向深淵;而蘇軍憑借絕對兵力與歐洲戰場淬煉出的合成戰術,在滿洲遼闊平原打一記干脆的重拳。半個月的劇本,實則演繹了四年的鋪墊。至此,人們才真正明白——有些結局,在列強籌碼落桌之時,就已經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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