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政治雜志《新政治家》上刊登文章：《英國的未來在中國》

1913 年創刊的英國著名政治雜志《新政治家》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英國的未來在中國》：1844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英國強迫清政府從中國東南部將九噸半白銀作為贖金運往倫敦。這些白銀在皇家鑄幣廠被熔化：這是用槍炮從一個被迫向英國鴉片和資本開放的國家搶奪而來的財富。那場戰爭標志著中國“百年屈辱”的開端。近 200 年后，同一地點——皇家鑄幣局大院——即將成為中國在歐洲規模最大的使館駐地。這兩個時刻之間，上演了一場歷史性的偉大逆轉。中國歷經帝國瓦解、戰勝法西斯侵略、解放戰爭與社會主義革命，最終成為世界核心工業強國。而英國則從帝國蛻變為離岸清算中心，從世界工場淪為食利經濟，從規則制定者退為規則接受者——這場轉型讓少數階層積累財富的同時，也掏空了這個國家的根基。基爾·斯塔默的北京之行 1 月 31 日落下帷幕，這段行程屬于這段歷史。這是八年來英國首相的首次訪問，用他的話來說，旨在建立“更成熟的關系”。他抵達的這個首都，古老的城心如今鑲嵌在極速擴張的現代國度中，環城公路延伸至天際，高速鐵路穿梭城市，政府部門的運作規模在歐洲無出其右。但更大意義上，這標志著兩個國家的會面：一個如今塑造世界經濟格局的文明型國家，與一個霸權終結后仍在尋找角色的國家。經濟引力正將世界引向中國。問題在于英國的執政階層能否暫時放下冷戰幻想的自我安慰，與現實展開對話。數十年來，英國外交政策建立在簡單的平衡之上：經濟上與歐洲融合，戰略上從屬于美國。脫歐斬斷了歐洲支柱，如今美國支柱也在動搖。特朗普領導下的華盛頓將盟友視為附庸，視法律為可選項，將安全當作談判籌碼。規則秩序的表象已讓位于更為粗野的現實。在這種環境下，“冷戰 2.0”或與現代中國進行文明競爭的說法，讓英國精英們沾沾自喜，誤以為自己仍屬于一個統一的西方陣營。這種論調用道德戲劇取代了實質戰略，并導致了一種自我傷害的姿態：將世界制造業中心視為道德風險，同時繼續在無籌碼的情況下進口其產品。即便是稍微偏離這一劇本，也會面臨壓力。英國決定將華為排除在 5G 基礎設施之外——這一決定是在華盛頓的堅持下做出的——顯示出獨立判斷的空間已經變得多么狹窄。斯塔默也應警惕重復卡梅倫式的對華魅力攻勢。在實踐中，這無非是邀請中國資本進入英國資產以提振倫敦金融城。這是一種沒有產出的交往，沒有建設的伙伴關系。斯塔默此訪的早期信號也指向了類似方向：強調服務業而非工業，用積極但邊際的收益——如免簽證旅行——來替代任何結構性的變革。中國將國家統籌、公有制企業、戰略性金融和市場規律融合為一體，打造出規模空前的產業機器，其成效令人驚嘆。在兩代人的時間里，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度的生產力擴張，完整的產業生態系統從無到有建立起來。隨著實際收入增長25倍，約有8億人擺脫了貧困。這種變革不僅體現在經濟數據上，也深刻烙印在國民體魄中。1980年代中期，五歲中國女童的平均身高比美國同齡人矮七厘米；到2019年，中國女童已反超兩厘米。中國青年男性的平均身高僅用一代人就增長了數英寸。難怪哈佛大學艾什中心的調查顯示，超過90%的中國民眾對政府表示滿意。這種合法性的基礎來自于實實在在的成就。在能源、基礎設施和制造業領域，中國的運作規模已是全球獨步。能源轉型讓這一點變得不容忽視。中國是脫碳供應鏈的核心所在：從太陽能制造到電池，再到電網組件。2024 年，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投資超過 6250 億美元 ，并且提前六年實現了風能和太陽能裝機容量的目標。全球超過一半的太陽能裝機容量位于中國，全球太陽能面板出口中有五分之四來自中國。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這是其成為全球碳密集經濟體“世界工廠”的結果。但這也恰恰說明了其發展軌跡的重要性。曾推動其工業崛起的國家能力，如今正被用于重塑其發展模式。中國的排放量已開始下降；人均產出僅達到美國約 60%的水平，而美國的排放量仍在持續上升。當今，中國工業是解決氣候危機的核心引擎，中國展示了脫碳進程需要一場物質革命：電網、港口、鐵路、電池、熱泵、優質鋼材、混凝土、半導體產能，以及將這些要素整合成有效運作系統的戰略規劃、耐心資本和企業管理。英國在這條道路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它在海上風電領域是全球的領軍者。但部署上的領先并不等同于生產上的主導。渦輪機和關鍵部件的價值大多仍集中在中國，特別是在發電機、鑄造和稀土原料方面。與中國建立更好的關系將包括技術合作和合資企業，從而將更多的生產環節帶回國內——隨之而來的是就業機會、技能培養和堅實的工業基礎。鋼鐵行業暴露了其中的利害關系。綠色轉型本質上是鋼鐵密集型產業：渦輪機、輸電塔、鐵路和電網都將由鋼鐵建造。然而，英國的原鋼生產能力在 2025 年幾乎消失殆盡，當時政府不得不緊急通過立法，以防止斯肯索普的高爐被其私人所有者關閉。必須將鋼鐵視為基礎設施——由公共政策主導，而不是交給那些目光短淺、承諾不足的私人所有者。這指向了關于英國經濟的更深層次問題。一個成功的經濟體應實現三項目標：提升實際工資水平、改善并擴大公共服務，以及建設生產力與技術能力。英國以金融業為主導、依賴資產價格膨脹和股東回報的經濟模式，顯然未能通過這些考驗。中國的模式實現了大規模的結構性轉型，成就非凡。我們既不應將其理想化，也不應忽視其中可借鑒之處：戰略規劃、關鍵領域的公有制、引導金融服務于生產而非投機的社會化機制，以及防止資本主導國家的防護欄。構建綠色經濟不能無視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存在。中國在綠色轉型中的核心地位使得與其互動無法回避。美國的應對策略是將世界劃分為競爭的經濟區：限制技術流動、將關稅武器化，并迫使盟友加入經濟封鎖圈。真正的替代方案不是更換靠山，而是改變秩序。英國應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建一個權力受規則約束而非憑借野蠻脅迫行使的世界——貿易、科技和安全領域應以互惠原則而非霸權主義來主導。這意味著抵制重回大國瓜分格局，而是促成真正多邊解決方案，讓各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交往。這絕非以一種依賴關系替換另一種。這同時意味著：在戰略自主與貿易領域深化與歐盟的關系；與巴西、墨西哥、馬來西亞、南非等新興大國建立伙伴關系；用馬克·卡尼的話來說，支持其他“中等強國”擺脫美國的控制。我們的姿態應當具有全球視野與務實目標。然而當前英國右翼勢力大多反其道而行之，包括“激進”的英國改革黨。他們承諾奪回控制權，卻將國家更緊密地捆綁在華盛頓的戰略軌道上。英國與中國的新關系，應以其所構建的實際成果來衡量。英國向別國宣講自由的那個時代，是建立在炮艦、饑荒、分裂和帝國統治的基礎之上的。如今，西方秩序則通過選擇性戰爭、政變以及摧垮整個社會的制裁來推行其意志。《柳葉刀·全球健康》2025 年的一項研究估計，美國和歐洲的單邊制裁每年造成約 50 萬人死亡，自 1970 年以來總計約 3800 萬人。英國的聲音，唯有摒棄帝國主義姿態和雙重標準才能被傾聽。一個武裝以色列、在戰爭與制裁問題上屈從美國的國家，不能指望自己的說教被視作無私原則。一個事實值得直言：中國的對外姿態比華盛頓更具可預測性和和平性。中國思維傾向于長遠考量，偏好促進貿易和投資的穩定安排。而擁有全球八百多個軍事基地的美國，過去十二個月中至少轟炸了七個國家，同時還反復無常地將關稅作為脅迫工具。英國必須自問，它準備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里。昔日廣州白銀作為武力壓榨的貢品抵達皇家鑄幣局。如今新中國大使館將通過規劃許可與采購訂單的方式進駐。若英國統治階級不能辨明其中差異，將只會繼續隨波逐流：一面譴責未來，一面引進未來；一面固守坍塌的舊秩序，一面無力構建新秩序。建立與中國明智的新型關系，將意味著英國宣示停止隨波逐流的決心。統治階級固守著帝國時代的條件反射，只因缺乏實質性的振興藍圖——而掙脫這些桎梏，本身就是在開創未來。一個國家若停止建設，精英階層若只依賴食利而活，便注定成為他人故事里的背景板。改變航向意味著重振國內建設，重塑我們在世界舞臺的姿態。與中國建立務實關系是這一轉向的重要一步：遠離有管控的衰敗，邁向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服務的經濟；遠離對美國的順從，轉向由規則而非脅迫塑造的國際秩序。這并非復興的保證。但若沒有它，復興幾乎難以想象。《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是英國領先的進步政治與文化雜志。作為政治與文學周刊于 1913 年 4 月 12 日創刊，其撰稿人包括 J·M·凱恩斯、伯特蘭·羅素、喬治·奧威爾、弗吉尼亞·伍爾夫、克里斯托弗·希欽斯、馬丁·艾米斯、J·B·普里斯特利、克萊夫·詹姆斯、羅恩·威廉姆斯、約翰·伯杰、克萊爾·托馬林、安德魯·馬爾和約翰·格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