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位老干部下放地方，被孤立起來，王平去看望，讓地方多多照顧

1974年冬天，華中大雪初霽，漢口江面霧氣蒸騰。就在這片白霧里，時任總參謀部炮兵副司令員的王平結束了一場火炮射擊試驗，剛返回駐地，就被告知：準備南下，接掌武漢軍區政治委員一職。調令寫的是“八月到位”，可他心里隱隱知道，這份任命絕非簡單的崗位輪換。

事情要從1969年說起。那一年，中蘇邊境炮聲隆隆，中央提出“備戰備荒”，加緊國防準備。形勢緊張，政治空氣愈發急促。為了“防敵特、清隊伍”，一批在革命戰爭年代立下戰功，卻在運動中受到沖擊的老干部，被分批疏散到各地勞動。中共早期組織者李維漢，被安置在湖北咸寧；曾任人大副委員長的劉寧一，被送往襄樊；外交部副部長劉曉去了信陽；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則被安排在孝感。那時的文件叫“勞動鍛煉”，可實際上更多是一種隔離。

下放之初，當地干部接到的指示只是“負責安排生活，保證安全”。這句話聽著體面，落到細節卻模糊。究竟怎樣算“安排”？每天干多少活？醫療、口糧如何解決？沒人敢多問。普通老百姓只知道來了幾位要“再教育”的外地人，既不敢靠近，也談不上照顧。于是，幾位白發蒼蒼的革命老人，住在閑置的招待所或老宅舊祠，做著簡單農活，遇事只能向空氣嘆氣。有人私下說：“寧肯再回延安的窯洞，也不想在這兒當‘外來戶’。”

王平對這種滋味有切膚之痛。1966年夏，他被劃入“錯誤路線代表”，跟家人一起搬到清華園北面的平房，受“監護審查”。四年半里，他沒有槍，沒有部隊，只有例行匯報和隨時可能到來的“交代問題”談話。1974年春天，他才“解放”，緊接著就臨時調往炮兵。肩章剛換，武漢軍區的新任命便飛到案頭——再一次的“臨危受命”。

1975年8月，王平抵達漢口火車站。軍區值班首長匯報第一件事并非軍事，而是幾位下放老干部在地方被孤立的狀況。王平沉默片刻，說了句：“部隊先穩，干部也得活。”接連幾天，他把前任政委的公事桌面翻了個遍，卻抽出時間秘密驅車去咸寧、襄樊、孝感。車上只有警衛員和一名警衛排長。走到咸寧郊外，他見到了當年“北伐老同事”李維漢。

李維漢已年屆七十六，住在一座舊祠堂改造的“干校”。棉被上露出棉絮，案頭幾份《參考消息》還保持著當年翻看時的折痕。見到王平，他起身卻差點站不穩。王平握住老部長的手，只說了一句：“我是來給您請安，也讓地方同志知道，中央沒有忘記你們。”這句輕描淡寫，卻讓院子里的枯草似乎都抖落了冰霜。

緊接著，襄樊、孝感、信陽的縣委書記們陸續接到電話：武漢軍區王政委下午要來座談，請把“中央疏散同志”一起請來。席間，王平多是聽。這些老人談起長征、窯洞、重慶談判，言語平靜，卻處處透著舊歲月的血火。他偶爾插話，“當年打仗，就靠你們這些人拿著步槍把路鋪出來。今天國家建設再難，也不能把功勞簿撕了。”話很硬，席間卻沒人反駁。

吃完飯，他把幾位縣委書記留下，語氣緩了些：“中央很快會有新精神，你們要先把生活關照好，糧油指標不能缺，看病用車要落實。再有，逢年過節多派人去看看，別讓他們感覺被丟在山里。”書記們連連點頭。一個年輕些的干部忍不住小聲問：“王政委，要是有人不理解……”王平瞥了他一眼：“遵照政策辦事，誰敢說你不對？”短短一句，“不理解”的雜音便壓成了蒸汽。

隨后幾個月里，咸寧干校添了兩口新鍋，孝感衛生院把老干部的病歷單貼到門診室墻上，襄樊地委還給劉寧一配了位老炊事員。看似瑣碎，卻解決了他們最迫切的溫飽和就醫問題。還有部隊文工團借演出之名，時不時進干校，送去報紙、藥品和孩子們愛看的連環畫。那時候，政策的春風還沒正式吹到，但窗戶縫里已嗅得到青草味。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病逝，舉國同悲。遠在湖北山村的老干部們望著收音機里傳出的哀樂，長嘆不已。到同年秋，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風向驟變。國務院、中央組織部、統戰部陸續下發文件，明確“落實老干部政策”。1977年春，他們陸續北返。見慣風雨的老人們回到北京西山療養院，報到時普遍帶著一份“感謝湖北父老”的清單——糧票、雞蛋、半舊棉襖，甚至還有照顧過他們的鄉醫名字，都一一記錄其上。

劉寧一走前，特意繞到武漢軍區大院拜別。門崗請示后，王平正忙著軍區業務。見面握手時，劉寧一笑道：“老弟，當年你保我們吃上了肉，今日特來還禮。”他從包里掏出一截粗大的香樟根雕，笑稱“路邊的老根，能驅蟲去潮”。王平哈哈大笑：“您把命都往前線挑過一回，哪還欠我什么。”這是極短的對話，卻勝過千言萬語。

此后，王平在武漢軍區整頓舊部隊、整修指揮系統。1976年的陽新抗洪、1977年的鄂西山體滑坡，他都親赴一線。有人說他“把政治委員干成了救火隊長”，可凡在軍隊熬過苦日子的將士都服氣。至于當年那幾位被疏散的老干部，重返北京后或重授新職，或頤養天年。李維漢1984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劉寧一1989年因病離世，享年八十四；王從吾先后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國務院顧問委員會常委，于1995年去世，終年八十二。再看王平，1982年授上將軍銜，1985年離休，1998年在北京病逝，終年九十一歲。

有人用“肝膽”二字評價王平的行事風格。確實，軍人講究服從，但在非常年代更要看良心的指向。七十年代的荊楚大地，一群尚未被“解凍”的老干部能捱過最艱難的年頭，既賴他們自身的信念，也離不開那位“管家婆式”政委的仗義施援。歷史檔案里，這些細節往往被一筆帶過，可它們折射出的，是戰火歲月里結下的革命情誼，也是那個轉折年代里微弱卻珍貴的人性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