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國軍少將莫雄即將被處決，主席：立即釋放，再給他安排工作

1951年3月12日清晨，英德縣看守所的大門吱呀一聲被推開，薄霧里傳來幾聲拖長的軍靴踏地聲。押解名單第一位，正是已經被剝去軍銜、雙臂反綁的莫雄。袖口被粗繩勒得泛青，他卻不斷回頭，像是在等一個遲到的回音。幾位民兵低聲議論：“聽說此人當過國軍少將，還跟蔣介石是老相識。”另一人撇嘴：“國民黨余孽，死有余辜。”槍栓拉開，金屬撞針發出的清脆聲響在潮濕空氣里顯得格外刺耳。

行刑隊列剛剛列隊完畢，一騎快馬卷起塵土沖進操場。年輕軍官揮舞著蓋著紅章的公文，高聲喊道：“奉中央軍委令，立即停止處決！”呼吸急促間，他又補上一句，“毛主席要人活著。”人群騷動，驚疑不定。被按跪在沙地上的莫雄微微仰頭，眼中浮現一閃而逝的光亮，這一刻，他知道自己賭贏了——不是賭命，而是賭那位久未謀面的老朋友沒有忘記當年的囑托。

時間得倒回到四十二年前。1909年，16歲的莫雄還只是廣州石室書院的一名窮學生。教堂鐘聲外，他第一次聽同窗議論“同盟會”與“驅除韃虜”的口號。少年血氣上涌，他攥著紙片上的“革命”二字，暗下決心要闖出一番事業。幾年后，他果真加入同盟會，拿起大刀排槍，在南方起義的硝煙中摸爬滾打。

1922年夏天的江西吉安，莫雄已是粵軍第四獨立團營長。那一夜，他接到一封火急電報：二軍總參謀長蔣介石被土匪包圍求救。莫雄翻身上馬，只帶不足一個營就連夜奔襲。槍聲、馬蹄聲、喊殺聲交織，天亮時才把蔣介石從困境里拖了出來。蔣事后口口聲聲稱他為“救命恩人”。誰也想不到，正是這份情分，使莫雄得以在國民政府里步步高升，同時也令他后來暗渡陳倉有了天然掩護。

1925年春，孫中山溘然長逝。權力真空里，蔣介石迅速扭轉方向，清洗異己。跟隨了自己十余年的老部下也難保性命。莫雄雖僥幸未被處決，卻被褫奪兵權，閑置上海。就在這段失意歲月，他結識了共產黨員劉啞佛。夜色深處，兩人靠窗低聲交流。劉啞佛說：“蔣介石跟孫先生已經不是一條路，你若真想救中國，就要換條走法。”莫雄沉默良久，握了握對方的手，“我明白了。”

1930年，李克農在上海秘密會面莫雄。文件只有一句核心意見：暫緩公開入黨，利用原有軍政網絡，搜集情報。莫雄點頭：“身在其位，總得做點有用的事。”同年冬，他被安排出任江西德安“剿共”司令，這頂帽子看似威風，實則給了他貼近中央紅軍的絕佳機會。他迅速在德安、瑞昌一線布下秘密交通網，電文、藥品、糧票甚至擔架，都悄悄流向紅軍根據地。

1934年9月，廬山會議結束，代號“鐵桶”的第五次圍剿方案在蔣介石書桌上敲定。莫雄身著筆挺軍裝旁聽全程，心里卻像被鐵錘敲擊。會后夜半，他把十幾頁絕密計劃塞進軍靴底，連夜趕往南昌，交給聯絡人項與年：“傳過去！越快越好！”一個月后，中央決定戰略大轉移。若沒有這份提前送達的情報，十萬紅軍能否突出重圍，恐怕難有今天的話語權。

情報泄露引來暴風。蔣介石氣急敗壞，下令徹查。莫雄雖自覺掩飾得體，終究難逃嫌疑，1935年被關進南京老虎橋。他冷笑：“國之將亡，匹夫豈能獨全？”兩年后靠楊永泰求情才被釋，但已再無用武之地。抗戰爆發后，他以地方聯絡員身份繼續幫助地下黨，掩護百余人脫險。1948年春，一紙密令將他列入“黑名單”，他被迫轉赴香港隱藏。

1949年10月，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就在當天深夜，毛澤東把南下大軍總司令葉劍英喚到身邊，鄭重提起一個名字：“莫雄。無論人在哪里，都要把他找回來。”葉劍英當即表態：“保證完成任務。”幾個月后，情報人員在九龍鬧市的一間茶樓里發現了鬢白的莫雄。老人聽完來意，久久無語，只將茶盞輕輕合上，“我還活著就好。”

回到廣州后，他被安置在市軍管會擔任參事，專責整理舊國民黨檔案。身份卻始終保密。誰料1951年初，土改運動翻查舊卷宗，發現“莫雄——前國軍少將”字樣，一時嘩然。批斗會連開三場，他被扣上“劊子手”帽子。面對怒目而視的群眾，莫雄咬緊后槽牙，一個字不辯。守口如瓶，也是地下工作最后的紀律。直到那封由廣州軍區轉來的電報拍上縣政府桌角——毛主席的親筆批示：“莫雄同志有功于黨，應即釋放。”

塵埃落定后，軍區干部向群眾解釋來龍去脈。有人低頭默然，有人紅著臉悄悄散去。莫雄卻只是擺擺手：“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鄉親不知情，也怪不得誰。”他回到工作崗位，從殘破卷宗里找出一份份日記、電報，梳理敵后戰線的無名故事。有人勸他出書立傳，他笑答：“到點了，自有后人寫。”

1980年11月14日，廣州冬雨。莫雄在醫院安靜辭世，終年八十九歲。病榻旁，他最珍視的仍是那枚已經起皺的、印著“中央軍委”字樣的準出證明——當年英德刑場救命的那張紙。蓋紅章的地方早已泛黃，卻依舊能看清那一句簡短批示：立即釋放，并安排工作。

歲月翻卷，檔案室的塵埃落下又被拂起。老膠片里，莫雄始終身著深色中山裝，面帶微笑。如今回看，那雙曾經緊盯刑場路口的眼睛，見證了風雨半生，也靜待著后人把隱秘功績寫進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