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哲為黨犧牲，毛主席尋他數十年，得知他妻子還活著，寄上300元

1945年10月的重慶，嘉陵江夜風仍帶暑氣。談判間隙，毛澤東站在窗前，燈火映著江面，他忽然提筆在便箋上寫下一個名字——羅哲。這位十余年不見的舊友究竟去了哪里，仍是未知。那一夜，他叮囑隨行人員：“若有機會，替我找找他的消息。”一句輕聲囑托埋下了之后長達十余年的尋訪。

時針撥回1919年。五四風潮席卷全國，湖南高等工業學校內，年僅十七歲的羅哲以爽朗口音號召同學罷課，奔走呼號。毛澤東當時組織學聯，見到羅哲，感慨“這小伙子有闖勁”。兩人第一次長談直到凌晨，燈芯燒盡，留下一地黑灰。自此，一個策劃游行，一個寫傳單，配合默契，情同手足。

轉入北京不久，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天安門前槍聲震耳，羅哲被刺刀劃傷小腿，鮮血直流，卻仍高喊口號。毛澤東趕到醫院，看到他綁著繃帶還在討論對策，只嘆一句：“人要緊，事也要緊。”彼時兩人年紀都不到三十歲，血氣方剛，誰也沒想過訣別會來得如此突然。

1927年夏，武漢局勢暗流洶涌。為了籌劃農民運動，毛澤東請羅哲做秘書。租界里昏黃燈火下，他們常把地圖攤在餐桌，一邊蘸辣椒面啃糙米團，一邊標注聯絡點。羅哲忙得黑瘦，草鞋磨透，毛澤東半夜敲門向曹云芳打聽：“羅哲回來了沒有？”曹云芳只能搖頭。臨行前，羅哲給妻子留下一句：“干革命不要怕，我晚點就回。”

可那一去再未歸。1928年春，長沙白色恐怖籠罩，羅哲夫婦被捕。獄中，敵人連審四十八晝夜，許以高官厚祿，他冷笑回應：“革命者，絕不茍且偷生。”行刑那天，他拒跪，口喊“共產黨萬歲”，子彈穿胸，人仍挺立。年僅二十六歲的生命定格在刑場塵土里。

噩耗零星傳來，卻始終無確鑿證明。抗戰、內戰、建國……毛澤東在不同戰場、不同會議間詢問多次，消息都模糊。直到1956年7月，貴陽寄來一封信，落款“曹云芳”。秘書遞信時，他正批閱文件，看到信封當場站起。拆信得知羅哲早已殉難，毛澤東沉默良久，只說：“他沒有辜負黨。”隨信寄去三百元稿費，囑咐“修墓，如有困難，再來信”。

八月十一日，他親筆回信，信末一句平淡卻厚重：“向你們致賀，順致康吉。”同日，他把羅哲往昔的事跡講給身邊警衛員聽，長談至深夜。那晚北戴河浪聲不絕，他依舊在燈下補寫一段回憶，以備羅哲子女查檔案用。

1958年盛夏，曹云芳帶外孫女乘火車抵京。見面那刻，毛澤東脫稿的笑容少見，“您來了就好”，短短六字，飽含三十年掛念。他在小本上寫下“羅哲烈士之墓”七字碑銘，又題“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作為老戰友唯一的合影紀念。曹云芳在北京逗留二十余天，辭行時執意不擾，他連連揮手：“保重身體，常來。”

此后兩年，曹云芳再度進京；毛澤東抽出稀少空閑陪她游北海、登天安門，甚至拿出個人稿費為她買秋衣。雖身居高位，他仍以兄長身份照顧烈士家屬，那份真情，無關職務，只關人心。

離別后，曹云芳返回貴州繼續工作，直至病重癱瘓。臨終前，她囑咐兒子：“每年去祭你的父親。”簡單一句，凝縮半生思念。羅哲墓地位于株洲馬家河，山道狹窄，雨季泥濘。羅家后人羅首章早年在城里當工人，退休后卻搬回山村，守墓二十載。有人勸他搬去城里享福，他抬抬手：“墳頭要是荒了，路過的娃娃會以為這人沒人在意，那多寒心。”

如今墓前青松常綠，石階干凈，偶有遠道而來的參觀者停步低首。對這些人而言，羅哲只是教科書上一行小字；對熟讀史料者而言，他是農講所里揮汗授課、也是刑場上挺身高呼的青年。那份堅決不屈的身影，穿越塵埃，依舊清晰。

毛澤東晚年在一次談話中提到老友，說得淡淡：“羅哲是好同志。”寥寥七字，卻勝過千言。朋友之義，革命之情，都在其中。烈士已逝，墓碑無語，山風吹過仍帶泥土的熱度——那是1920年代湖南學子舉火的余溫，也是后來者繼續前行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