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得知農民去不起醫院，毛主席怒批：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好了

1965年6月26日凌晨，專列由上海向西疾馳，燈火掠過車窗。毛主席翻著一疊剛收到的農村來信，眉頭越鎖越緊。信里一句話反復出現——“生了病，只能硬扛”。他抬頭自言自語：“這可不行，老鄉命比啥都要緊。”

不到一周前，他還在井岡山同社員圍坐灶臺旁聊天。有人直言，如今柴火不缺、紅米不愁，唯獨“治病還是老難題”。那天夜里山風嗚嗚，毛主席久久未眠，回京途中便把衛生工作擺到了日程最前面。

列車到站，他顧不得休息，當晚召來隨行人員，提出一個問題：“全國八九億人，大多數在農村，可醫生都擠在城里，這是為誰服務？”在場的人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回答。毛主席揮了揮手：“別慌，先把數據摸清。”

調查結果很快擺上桌：當時九成高等醫務人員駐在城市，七成聚集大城市，縣城僅得兩成，鄉村連一成都不到；醫療經費的四分之三留在城市，農民每年攤上大病，只能賣糧賣牛。毛主席盯著表格許久，終于沉聲道：“衛生部只照顧百分之十五的人，其中多是坐洋車的老爺。要嘛改名叫‘城市衛生部’，要嘛叫‘老爺衛生部’！”

這番痛批擲地有聲，隨行記錄員記下了原話。第二天一早，文件直送衛生部。部長錢信忠連夜趕到中南海匯報，承認基層醫療網點稀疏，培養體系又脫離農村。毛主席沒有多責備個人，而是直指體制：“醫學教育不必念那許多年。華佗幾本竹簡就能行醫。讀書多了，反倒遠離窮苦人。”

他當場拍板三件事。其一，醫學院校要縮短學制，招高小畢業生，三年成才，下鄉鍛煉；其二，城里大醫院只留少數骨干，其余醫師輪流支援農村；其三，撥專項經費，建立縣、區、村三級防治網，先把常見病、多發病管住。聽完指示，錢信忠低頭記完筆記，悄悄擦了把汗。

時間往前推，1954年夏天，毛主席接見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也談過類似話題。他說：“你們忙著拿西方教科書，卻看不起中醫。老祖宗留下不少好東西，可不能丟。”同年，他拍板成立中醫研究機構，提議“中西醫合作”，奠定了后來中醫學院的雛形。此后十年，他每到一地，必問醫療所、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幾句話，在地方干部心里扎下了“先治病再干活”的釘子。

然而，醫療布局的惰性仍舊頑固。城市里的顯微外科、心臟搭橋令人眼花，可瘟疫在大西南反復暴發，治瘧疾的喹啉酸片連個影子都買不到。于是，1965年的那次怒斥，像一聲驚雷，逼得各方動起來。衛生部緊急開會，將“面向工農兵”寫進工作要點；各省辦起醫療隊，下鄉、進山、到海島，一種夾著藥箱、腳蹬解放鞋的“赤腳醫生”模式隨之出現。

“我這雙手原是拿鋤頭的，如今也能拿鑷子。”湖南汝城的赤腳醫生廖大勝這樣形容自己的轉變。三年短訓，他學會基本診斷和針灸，平日種田，農閑看病，一支銀針配上常備草藥，村里娃娃發燒、產婦難產都有人管。這樣的故事，從東北雪原到海南椰林，都在上演。

有意思的是，城市大醫院初期并不情愿“放人”。一些專家抱怨到鄉下怕“埋沒技術”。毛主席聽后笑道：“埋沒什么？救活一個農民娃，不比研究一條狗動脈更光榮？”一句話堵住了不少反對聲。批示下達半年后，統計表明，支援農村的城市醫生超過兩萬人，帶去了手術刀也帶去了最新治療經驗。

1968年，《文匯報》一篇報道把“半醫半農”衛生員稱為“赤腳醫生”。毛主席在報紙旁批注：“赤腳醫生就是好。”短短六字成了口號，各地競相學習。這一年，全國共培訓十余萬赤腳醫生，常見病救治率大幅提升，醫療費卻只占公社總支出的零頭。浙江諸暨縣一個大隊的賬本顯示，一條推磨驢的口糧錢，足夠全村一年的常用藥。

另一方面，中醫藥迎來復興。對草藥熟門熟路的赤腳醫生把“背簍藥柜”背進山灣，治療費用低廉，符合農民承受力。西醫專家也因此獲得大量臨床實踐機會，一些融合療法由此誕生。云南白藥外敷配合青霉素注射治外傷，就是那個時期在戰備醫院形成的常規方案，后來推廣全國。

1970年代初，國家衛生網絡初具雛形。人民日報公布數據，全國農村衛生院二萬余所，赤腳醫生達一百五十萬名，縣縣都有防疫站，鄉鄉有衛生所。兒童破傷風病死率從建國初的千分之二降到萬分之三。國際上一片驚嘆，認為發展中國家能在十多年內把平均壽命提高到近七十歲，“不可思議”。

當年怒批衛生部的場景，長期留在在場眾人心底。一位秘書回憶，毛主席收尾時只說了兩個字：“為民。”隨后揮手示意散會，沒有多余客套。會議室外，晚風帶來荷花香，燈光下的文件封面上寫著“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墨跡猶未干，已經被手心緊攥出褶皺。

而今翻檢資料，能夠清楚看到一條脈絡：從延安時期“每鄉一醫務所”的設想，到建國后推進中西醫并重，再到1965年那聲雷霆，最終促成了赤腳醫生和農村三級網。毛主席常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一生命力，正是千千萬萬農民的健康與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