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功德林有三子，一瘋子，一傻子，一瘸子，他們三人是誰？

1957年臘月初八，北京西郊的冷霧攀上功德林舊樓的窗欞，鐵門“哐啷”一響，一群戰犯被催促去聽形勢報告。沈醉裹著棉大衣，手里攥著一支半截鉛筆，隨身的小本子上，龍飛鳳舞寫了句俏皮話——“功德林有三子，一瘋一傻一瘸”。同房的軍統老同事湊過去看了一眼，咧嘴一笑，沒人想到這串戲謔后來會出現在出版物里。

瘋子排在最前。李以劻，云南騰沖人，黃埔八期，1949年擔任第50師師長。那年八月，他在湘南衡陽看清大勢，打算率部起義；偏偏被參謀長暗中“捅刀”一記，成了“被俘”。押往戰俘營之后，他反復申辯“我是自動投誠”，卻拿不出書面電報，屈辱與恐懼交織，一層層攀上神經。入功德林不到三月，他會突然站在操場中央放聲大笑，轉身又捂臉抽泣。醫務人員確診為精神分裂，這個昔日鷹派師長由此落得“瘋子”稱號。

李以劻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練就一口生硬日語，又愛吹簫寫詞，情緒本就敏感。沈醉記得，某次晚點名，李以劻沖他低語一句：“我當初若是直接打到衡寶公路就好了。”一句話沒頭沒尾，卻泄露出驚人的悔意。那以后，大家見他神情恍惚，干脆讓他留在醫務室編織草鞋，徹底遠離緊張管理。

“傻子”輪到胡臨聰。此君為廣東梅縣客家人，1903年生，黃埔三期，抗戰時混到中將旅長。1949年初，南京國防部臨時成立“錦繡江南兵團”，總司令孫元良用慣性套路安頓部下：“老胡，好好守江陰，過幾天美國記者要來。”胡臨聰信以為真，滿腔熱血部署防御。結果記者沒來，解放軍卻渡江而至。孫元良早坐飛機去了香港，留下他和殘兵敗將。戡亂無望，胡臨聰就成了俘虜。功德林里，他動輒自嘲一句“我本來就傻”，索性把帽子扣牢，久而久之連看守也這么叫他。

胡臨聰并非蠢鈍，而是沒有心機。他在改造隊里負責糧秤，動輒念叨《大學》里的那句“知止而后有定”，弄得同監的幾位少將哭笑不得。1959年大規模普法教育時，他還給年輕工作人員講日軍在華南使用毒氣彈的見聞，細節歷歷，可見記憶驚人。惜乎滿腹見聞先被“傻子”兩字掩蓋。

瘸子說的是杜聿明，名頭最大。杜生于1904年，行伍出身，曾率第5軍入緬抗擊日軍。1945年山東臨沂負傷，左腿比右腿短兩公分，走路帶著明顯跛態。1948年徐蚌會戰兵敗被俘后，他隨第一批戰犯移送北平。進功德林那天，他摸著殘腿自嘲：“這條腿算是日本人和自己共同的紀念品。”沒人接話，倒讓氣氛輕松了幾分。

與外界想象不同，杜聿明在功德林里極少擺老資格。他主動報名掃廁所、挑糞，兩年下來沒落一張“違紀單”。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軍旅檔案當成教材，組織戰犯學習抗戰史，連“潰敗路線圖”都畫得一清二楚。1959年，全國人大通過首批戰犯特赦決議，杜聿明榜上有名。離開前，他專門叮囑李以劻：“多寫點字，寫字能靜心。”這句話后來被沈醉寫進手記。

時間撥到1960年春天，李以劻、胡臨聰相繼獲得特赦。李以劻出院那天，穿一身灰呢大衣，頭發花白，精神狀態平穩許多；胡臨聰從收容所大門探出頭，看見迎接的親屬，第一句話還是那個老梗：“別笑，我還是那個傻子。”聽得家人眼眶全紅。

沈醉的那本《戰犯改造所見聞》于1962年付梓，印數十五萬冊，很快售罄。讀者關注點多集中在“功德林三子”，卻少有人留意三人身后更復雜的時代裂痕：投誠與被俘只有一線之隔，忠誠與背叛往往由一句口令決定。功德林的磚墻如今依舊矗立，墻影下那幾行潦草字體早被風磨淡，可那句略帶戲謔的評語，卻把三條坎坷命運牢牢釘在歷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