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變的紅9軍軍長：建國后隱居鄉村，誤食蟾蜍身亡，全村隆重悼念

1960年5月的一天黃昏，海南東南角的黎塘村突然傳出噩耗：那個平日埋頭教認字、背脊略佝僂的“老何老師”中毒去了。消息像潮水一般淹滿了椰子林小道，村民聞訊匆匆趕來，有人悄聲嘟囔：“他當年可是不一般的人物啊。”不一般到什么程度，弄清楚得把時針撥回整整三十年前。

1900年，何畏出生在海南文昌縣一個普通漁戶。3歲隨父飄洋過海到馬來西亞，那時橡膠園盡頭都是英殖民者的槍口。少年何畏在壓迫里長大，閑暇就鉆進借來的中文報紙里找大陸消息。1921年前后，他加入馬來亞共產黨，被驅逐出境后只身回廈門求學，很快又被派去香港工運一線，卷入轟轟烈烈的“五卅”大罷工。

1926年秋，黃埔軍校第五期開學。教官點名時，何畏的名字排在“許光達、宋時輪”之后，算不得耀眼，卻已暗暗為后來的軍旅埋下伏筆。他從廣州起義一路血戰到廣西百色，又轉戰到中央蘇區。1932年春，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蘇區成立，他臨危受命調往該部，從此跟隨張國燾的隊伍東征西進。

時局變幻最緊要的節點是1933年7月。當月，紅四方面軍把四個主力師擴編為四個軍，何畏躍升為紅9軍軍長，手下匯聚王新亭、許世友等悍將。官職大了，麻煩也隨之而來。川陜反“六路圍攻”期間，他對張國燾幾乎言聽計從，內部私下把二人稱作“一首一尾”。有意思的是，1935年懋功會師，他和李先念奉命先期迎接中央紅軍，可隨后寫進史書的記錄幾乎抹掉了他的身影——原因并不復雜，政治立場開始出現裂縫。

1935年9月草地分兵那夜，紅軍大學學員們正翻山裝船，毛主席與周總理親筆的北上電令送到何畏案前。教育長李特眼睛冒火：“派人追！”徐向前攔住：“不準！槍口不能對準自己的戰友！”短暫對峙后事態平息，但痕跡已無法消除。事后，張國燾把何畏與傅鐘、李先念列入“政治局人選”名單，中央沒有采納，卻讓他當上中央候補委員，這位置尷尬又微妙。

1937年春，延安窯洞里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何畏低頭檢討自己“軍閥主義、土匪主義”，字句誠懇。會后不到一個月，他卻背著組織夜奔甘泉，又繞道晉南去了西安。警衛員回憶，臨走時他只說了八個字：“留也留不住，走也走不快。”同年夏，他抵達南京，被胡宗南軟扣。為了生存，他通過舊識轉投“軍統”，后期又在中統任所謂“對共斗爭設計委員會”秘書。至此，他與昔日隊伍正式決裂。

抗戰爆發后，何畏雖拿著中統薪水，卻沒有真正參與情報殺伐。有人揣測他生性寡言，不擅斗爭；也有人說這是一種自我保護。1945年抗戰勝利，南京街頭旗幟翻飛，他卻鮮少露面。隨后兩年，他頻繁出入金陵大學圖書館查閱農經資料，帶一壺水、兩塊干餅，一坐就是整天，給熟人撞見，尷尬一笑：“啃書也能混口飯。”

1949年春，形勢已無回轉余地。渡江炮聲隔著長江傳進南京城。他收咸菜鋪紙包好的講義筆記，蹬上破舊自行車南下。運氣不錯，途中避開大部隊搜索，年底回到兒時故土海南。村干部見他懂字，會算賬，勸他留下幫忙掃盲。就這樣，曾是紅9軍軍長的何畏變成了黎塘小學的“何老師”。每天清晨，他挑著一只破竹籃進教室，教拼音、教加減法，也給貧困戶修桌凳、砌灶臺。

時間滑到1960年。“大煉鋼”熱潮退去，糧食緊張，山溝里能吃的都被摸索得七七八八。一天夜里，他去水塘抓牛蛙，誤把蟾蜍當成蛙，烹煮后獨自下酒。半夜劇痛，他卻堅持不驚動鄰居，天亮前已經呼吸微弱。兒媳鐘家蓉后來回憶：“爺爺只說‘不礙事’，就斷了氣。”村醫趕到也無力回天，死亡診斷寫明“蟾蜍毒素中毒”。

出殯那日，黎塘村男女老少站滿田埂，木匠把棺板釘好，長隊送到坡頂公墳。沒有軍號，沒有禮炮，卻有將近一半村民自發折青竹插在路邊。老支書抹眼角：“老何教我們認字，也修過這口水井。”隨后人群默默散去，只有椰林深處的海風，卷走了一段塵封往事。

何畏留下的遺物極少，一本破舊《熱帶作物病蟲害防治》、一張泛黃的黃埔合影，還有兩方印章：一枚刻“紅九軍軍長”，一枚刻“黎塘掃盲輔導員”。兩方印章從此尷尬地并排擱在木盒里，像一場天壤之別的自我注解。

細讀他的經歷，跌宕幾近傳奇：黃埔高材、紅軍名將、張國燾死忠、軍統研究員、鄉村義務教師；每一步轉折都踩在時代最硬的礁石上。試想一下，如果1937年那場夜奔被及時勸回，或許他會像周純全那樣在抗日和解放戰爭中重新立功，1955年授銜時站在天安門前。然而歷史沒有如果，只有因果。

黎塘村的年輕人如今依舊在校舍墻角淘出幾塊刻著“紅九”字樣的老磚，說起“老何老師”會心一笑：他教過拼音，也教過檳榔嫁接，至于那句“留也留不住，走也走不快”，早已被海風吹得模糊。命運給他的終局并不輝煌，卻在一場樸素的鄉村悼念中停住腳步，仿佛提醒后人：選擇錯一次，整條人生會拐向完全陌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