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關億萬退休人員，農民養老金急需上漲，鄭功成一句話道出民心

不少甘肅、湖南、寧夏的農村老人發現，自己社保卡里的數字變了。

雖然變化的幅度在很多人眼里或許不夠驚人，但它確確實實代表著一種風向，一種國家對于“老有所養”這四個字沉甸甸的回應。

就在1月1日，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全國最低標準正式上調，從2025年的每月143元漲到了163元。

這20元的漲幅，若是放在繁華都市的咖啡館里，或許只夠買半杯拿鐵，甚至連一份像樣的外賣都點不到。

但若是放在黃土高原的土炕上，放在江南水鄉的灶臺邊，它可能意味著兩位老人半個月的鹽錢，或者是孫子過年回家時手里多塞的一把糖果。

就在大家還在討論這20元究竟能解決多大問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直言不諱地指出：“農民養老金急需上漲。”

更關鍵的是，他補了一句讓無數人眼眶濕潤的話——國家今天的巨額財富中，包含了老一輩農民的無私付出。

這句話，太重了。

它重就重在，終于有人站在國家發展的高度，把農民養老金從“財政負擔”的冷冰冰算盤里拿出來，放到了“歷史良心”的天平上。

鄭功成教授的觀點之所以能瞬間擊穿輿論場，引發億萬網友的共鳴，正是因為他觸碰到了那個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忽略的事實：今天的養老金，不是施舍，而是償還。

回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是農民用肩膀扛起國家的時代。

河南林縣的紅旗渠，全長1500公里，削平了1250座山頭，鑿通了211個隧洞。

那是30多萬農民自帶干糧、自帶被褥，在懸崖峭壁上用鐵錘和鋼釬一下下敲出來的。

他們沒有工資，沒有社保，甚至連頓飽飯都很難吃上，憑的就是一股“為國家修好水利”的信念。

這樣的工程，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大地上比比皆是。

修水庫、挖河道、鋪鐵路，哪一樣離得開農民的義務勞動？這些基礎設施，至今仍是我們經濟運行的血管和命脈。

再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階段。

長達幾十年的“工農剪刀差”，農民種出的糧食、棉花，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國家，支援城市工業建設；而工業品則以較高的價格賣回農村。

還有那一代人記憶中難以磨滅的“交公糧”場景，最好的糧食裝進麻袋運往糧站，留給自己吃的往往是粗糧雜糧。

正是這種長期的農業反哺工業，才讓中國迅速完成了工業化體系的搭建。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2700多萬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那是農民洗腳上田，用最簡陋的設備生產出襪子、打火機、小五金，賺回了寶貴的外匯，讓國家有錢去購買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出口受阻，又是“家電下鄉”政策，讓農民掏空腰包消化了過剩產能；兩千多萬失業返鄉的農民工默默回到土地，沒有在那場危機中給國家添亂，成為了社會穩定的“壓艙石”。

鄭功成教授說得透徹，這筆賬不能不算。

如果僅僅盯著現在的社保資金池，覺得農村居民繳費少，所以領得就該少，那顯然是選擇性失明。

現在的163元基礎養老金，加上地方財政的補貼，雖然在絕對值上依然微薄，但它代表的是一種糾偏的開始。

看看2026年開年的執行情況，甘肅金昌的標準已經達到了249元，對于65歲以上的老人還有額外補貼；寧夏吳忠也達到了250元。

這些中西部地區并非富庶之地，財政壓力巨大，但依然能把標準提上來，說明只要心里裝著老百姓，辦法總比困難多。

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是對那一代人歷史貢獻的認可。

我們不能讓那些年輕時修地球、中年時建城市、老了回農村的人，在晚年過得毫無尊嚴。

很多時候，我們談論公平，不是要求絕對的平均，而是要求制度的溫度能照拂到最寒冷的角落。

目前的養老金體系，面臨著一個尷尬的“馬太效應”。

長期以來，我們的養老金調整機制存在一種慣性：按比例上調。

這就導致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基數越大，漲得越多。

城市里退休金5000元甚至1萬元的老人，漲個3%到5%，那就是幾百元，足夠買一件新衣服或者去趟超市大采購；而農村老人原本只有100多元，即便同樣漲5%，也不過是幾塊錢，甚至買不了一斤肉。

這種“錦上添花”有余、“雪中送炭”不足的局面，正是鄭功成等專家反復呼吁要改變的現狀。

2026年的這次調整，雖然基礎標準是統一上漲20元，但在政策細節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微操”。

第一是高齡傾斜政策的全面落地。

今年各地在執行中，普遍加大了對高齡老人的補貼力度。

65歲到74歲，每月額外加發5到20元；75歲到89歲，加發10到60元；90歲以上最高能額外加發100元。

這個邏輯很硬：年紀越大，勞動能力越弱，醫藥費開支越大，對養老金的依賴度就越高。

這種階梯式的補貼，是在有限的資金池里，盡可能把錢用在刀刃上。

第二是對于繳費年限的激勵機制。

政策規定，繳費滿15年后，每多繳1年，每月額外加發2到3元。

這雖然看起來不多，但它傳遞了一個信號：養老保險不是“一錘子買賣”，長繳多得。

不過，這里也有一個現實痛點值得探討。

這就導致個人賬戶積累很少，最后領到手的錢自然就少。

這里必須指出，單純提高繳費上限，對于低收入群體意義不大。

真正的出路在于政府加大補貼力度，特別是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

鄭功成教授建議在“十五五”規劃期間制定明確路線圖，逐步縮小職工與居民養老金的差距，這才是治本之策。

我們不能指望一個年收入僅幾千元的農民，去承擔每年幾千元的社保繳費。

再看看地域差距，這依然是一道鴻溝。

2026年的數據擺在桌面上：上海的基礎養老金已經超過1300元，北京超過900元，蘇州705元，杭州375元。

這些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老人，生活相對從容。

既然我們講“全國一盤棋”，講“共同富裕”，那么在養老這一最基本的民生底線上，中央財政的統籌力度必須加強，不能讓地方財政的窮富，決定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質量。

這時候，養老金就成了農村老人最后的依靠，是他們看病買藥的錢，是他們去集市上買點肉改善生活的錢，更是他們挺直腰桿做人的底氣。

如果農村老人的養老金能漲到500元、800元甚至1000元，會發生什么？最直接的影響是拉動內需。

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它能減輕年輕人的贍養壓力。

當父母不需要子女每個月寄錢回家就能生活得不錯時，年輕人的負擔小了，結婚率、生育率或許也能從中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饋。

鄭功成教授的那句“民心”，道出的正是這個道理。

養老金不僅僅是經濟賬，更是政治賬、民心賬。

2026年的這個開局，雖然距離理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163元的全國最低標準也確實還不夠解渴，但我們看到了方向的轉變。

從單純的“廣覆蓋”向“提質量”轉變，從強調“財政負擔”向強調“歷史責任”轉變。

每一次上漲，都是對歷史欠賬的一次償還；每一分錢的增加，都是對社會公平底線的一次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