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最久的地下黨，至死未暴露，97年羅青長證明：他是秘密黨員

1962年秋天，北京八寶山。

一位才四十多歲的部級干部安靜地躺進黃土，送行的人不少，花圈、挽聯一應俱全，看起來就是一次普通的機關干部喪禮。

真正奇怪的地方，在墓碑上。

按慣例，這種級別的干部，哪一年參加革命，哪一年入黨，寫得清清楚楚，這是政治履歷，也是榮譽印記，可他的碑文，只寫了職務、工作單位，對“入黨時間”“參加革命時間”只字不提，像是刻意空出了一塊。

很多人以為，是材料沒補全，或者審定時疏忽了。

直到三十五年后，1997年，已經從情報戰線退下來的羅青長提起筆，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補上了那兩個被“空著的數字”：“1938年入黨，潛伏二十四年，至死未暴露。”

那位看起來像是“起義過來的老國軍秘書”的人，原來是新中國隱蔽戰線里潛伏時間最長的地下黨員之一。

他叫閻又文。

如果只看后半生，他不過是水利部、農業部里一個穩當的處級領導，行事低調、不爭不搶。但他的故事，得從那個被攔在西安城外的冬天說起。

七七事變后，華北戰火燒得很快，學校里的口號、課堂上的文章，突然都顯得蒼白，閻又文，那時還是山西臨汾出來的法學高材生，本來按正常軌跡該學成當個律師、法官，安穩過一輩子。

日本人進城之后，書本上那點“法理”，在鐵蹄下完全不頂用，說實在的，他憤怒，也迷茫，一群同學一合計，想拉起一支地方抗日游擊隊，從老家出發，去前線立功。

計劃沒來得及成熟，臨汾就失了守，城破的消息，很快把這點熱血澆成了實實在在的無力感。

正是在這種逼仄的情緒里，“去延安看看”的念頭冒了出來。

那時候，延安在很多青年心里，是個放在遠處卻亮著光的地方，那里的人說著“民族解放”“為人民服務”，但在國統區的宣傳里，又被罵得一文不值，到底哪種是真的，他想自己走一趟看看。

于是他跟幾名同學從太原坐車，一路南下，到西安的時候，碰上了最現實的一堵墻。

國民黨那邊正在嚴防“投共”，去延安的路口，各種關卡一層層截，凡是看著不順眼、口音不對的青年，輕則盤問，重則直接抓去“勞教、改造思想”。

他們一行人被攔在城里，進退不得。

就在這時候，一間破茶館里，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闖入他的視線——老同學樊長榮，已經在傅作義部隊任職，正要去山西臨縣整編新兵。

這條路，要經過延安一帶。

軍隊出行，手續和普通人完全不同，有軍方公文在手，關卡不會像攔普通青年來得那么嚴格。

閻又文心里打了個鼓，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能不能捎幾個人？”

樊長榮看著他，沒多問，只說：“我可以把你們報做隨行人員，后面的路，你們自己看著辦。延安——值得去一次。”

第二天，幾個青年換上軍屬隨行的服裝，混在部隊車隊里，從一關關口堂而皇之地通過，到了臨近延安的地界，隊伍稍作調整，樊長榮拍拍他的肩：“后面的路，你自己走吧。”

就這樣，他站在黃土高坡，看著一排排窯洞，腳下是陌生的延安，身后是徹底切斷的舊生活。

1938年，他在組織安排下，悄無聲息地接到一個任務：返回國統區，潛入傅作義的軍隊。

當時，傅作義名義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在華北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和共產黨既合作又猜疑。就是這種微妙關系，最適合布下一顆“定時炸彈”，時機一到，能改變整個戰局。

閻又文是傅作義的老鄉，學問又好，寫文章、搞政工是他的強項，這些條件，成了他打入對方內部的最好門票。

一開始，他只是普通文員，給上級打打稿、整理文件，沒人太在意，但他做事細、反應快，一份命令、一篇講話稿，總能寫到傅作義心坎里。

久而久之，這個年輕人被傅作義“看上了”：不久就被調到身邊，成了私人秘書。

在軍隊里，秘書這個位置，外人看著不起眼，實則權力集中，將軍的信都要他拆，電文都要他過，發文印章都在他手邊。

傅作義當著別人的面，沒少夸他“知心”“可靠”。閻又文笑笑，心里知道，這份信任，是一層更深的掩護，也是一個更難脫身的局。

對傅作義，他得真心干活，把工作做到極致，這樣才能不露破綻；對黨組織，他則要抓住每一條有價值的信息，找機會送出去。

偏偏，命運又給了他一段極長的“失聯”。

1939年底之后，國民黨全面“限共反共”，聯絡線一條條被切斷，他再也收不到任何來自延安的指令，以前，他知道自己有個“上級”在遠處看著他；那幾年，他像是被丟在海里漂的一葉小船。

這段無聲的潛伏，才是真正考人心的地方。

沒有來電，沒有交接，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被組織“忘了”，不知道這條線在別人眼里值不值當，他唯一知道的是——身份不能暴露，戲不能停，哪怕沒人看，他也得把“戲”演到底。

直到1946年，命運像是突然記起了這顆“靜默的棋子”。

那天，他照常在司令部整理材料，一個機要秘書領著個穿皮貨商衣服的男人進來，說是家鄉托帶信來。

閑聊里，那人不緊不慢提起一些看似隨口的話：某某縣、某某人、某條河的舊稱……閻又文聽著，心里卻一陣陣發緊——那些是只有山西老鄉、延安來人，才會那么自然提及的細枝末節。

那人離開時，眼神停在他臉上了一瞬，什么都沒說，卻像是丟下了一串暗號。

沒多久，那個“皮貨商”出現在他家門口。

“你是山西榮河人？”

“你叫閻又文？”

一問一答之后，對方壓低聲音：“閻又文同志，我是王玉，是從延安來的，楊子明同志在哪里？”

那一刻，他像是從七年長夢里被搖醒，眼眶一下子紅了：他真的是被記著的，他不是一個人在演戲。

從那之后，他不再是“自己給自己安排任務”，而是重新納入了整個華北地下情報網絡，組織的密令傳來，他開始為后面那幾場關乎城市命運的大棋布局。

關鍵的一役，是平津戰役前的那段時間。

1948年冬天，北平“華北剿總”里頭看著還燈火通明、文電飛來飛去，實際上人人心里都清楚：東北野戰軍已南下，華北解放軍兵臨城下，北平守與不守、怎么守，已經不僅僅是一座城的事。

中央這頭急需傅作義的真實部署情況——兵力哪兒多哪兒少，預案怎么定，是打算堅守、突圍，還是留個“后手”。

能拿到這些東西的人，在傅部只有寥寥幾位，秘書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

李克農親自下達任務：兩周內，必須把核心情報送出。

閻又文沒有問為什么，也沒有說“太危險”。那段時間，他參與的每一個會議、每一份文件起草，都被他在心里反復記，夜深人靜，他悄悄整理成一封密報，畫出線路圖，標清部隊番號、預備隊位置、機場、油庫、甚至聯絡電臺的頻率。

九天，他把十幾份關乎整個戰局走向的東西收集齊了。

情報出城之后不過十天，天津外圍的炮聲開始轟鳴，津塘失守，通縣、順義接連告急。傅作義預謀的空運南撤方案，軍機一架架還沒來得及起飛，就被解放軍封死跑道。

他百思不得其解：情報保密沒出亂子，會議圈子也沒漏風聲，怎么就接二連三踩雷？

而這時候，重慶那邊給出的“支援承諾”，越來越空。

傅作義慢慢意識到：自己在那個他忠心多年效力的政權眼里，已經從“被依賴的人”，變成“可犧牲的棋子”。

中共中央抓住了這個縫隙，一邊是戰場壓力，一邊是政治工作，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議被一遍遍送到他案頭。

整件事的穿針引線，還是落在那個低調的秘書身上。

公開場合，他是傅作義的筆桿子，替他起草致毛主席的公開信；秘密渠道里，他又是中共的耳目，把每一次會談的風向、搖擺傳回來。

真正到了1949年1月22號那天，和平解放協議板上釘釘，北平城門將開不戰而降，他站在發布會現場，念出那句寫進歷史書里的話：

“北平，將實現和平解放。”

臺下掌聲很久，很多記者、官員悄悄打量這個神態自若的處長，心里感嘆傅作義眼光毒辣，選了個好秘書。

沒人想到，這個“好秘書”，從1938年起就已經在黨旗下宣過誓。

新中國成立后，大量的地下黨員轉為公開身份，授勛的授勛，進將領行列的進將領行列，大家第一次能堂堂正正說自己是誰，為這場革命做過什么。

閻又文卻主動提出，暫時別公開。

原因聽著有點“擰”：傅作義，已經成為我黨爭取來的重要統戰對象，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寫在他名下的政治資本，如果有一天他知道，自己最信任的秘書其實一直是共產黨，那道坎，他這一輩子恐怕都過不去。

“有些事，讓它永遠爛在心里，對大局更好。”

李克農他們很清楚，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這個地下黨，哪怕已經到了可以“亮相”的時候，還要繼續在別人眼里做一個“舊部”。

于是，檔案里對他的身份只字不提，組織生活只能以隱秘方式進行，他按時交黨費，但名字不能出現在普通支部名單上。

傅作義后來轉任水利部部長，他就進水利部任辦公廳主任，改口叫“傅部長”，該起草文件起草文件，該跑基層跑基層，再往后調去農業部，他也就是個常規的副司級干部。

他沒跟同事講起過自己的那段潛伏史，家里人也只知道：“你爸以前是起義的傅部官員。”

直到1962年，他病重住院，意識時清時糊，有一段短暫的清醒，他把妻子叫到床邊，聲音很輕：

“我……其實是共產黨員，以后家里有困難，可以找組織。”

這句臨終前的交代，對一個普通干部家庭的妻子來說，既突然，又莫名，她不知道這個“黨員”兩個字背后藏了多久，只當是一句寬慰。

他走得很快，四十八歲。

葬禮規格不低，但介紹仍然只是“某部干部，參加起義，長期在重要崗位工作”，沒有入黨時間，沒有地下經歷，沒有情報戰線，只留下一個模糊的輪廓。

這一空，就是三十五年。

直到1997年，羅青長寫下那篇文章，才算給這塊空白補了個“正式說法”：

“閻又文同志，1938年在延安入黨，后受組織派遣長期潛伏傅作義部，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仍未公開身份。其潛伏時間之長，隱蔽程度之深，在我黨隱蔽戰線實屬罕見。”

很多人這才反應過來——原來當年北平城里那個看著不顯眼的秘書，是這么一個人。

我們后來談到平津戰役，談到北平和平解放，會提到林彪、聶榮臻、傅作義，提到“大局為重”，提到“古城免于戰火”。而站在這些光環背后的，有一些名字，幾十年里一直刻意站在光影交界處，不往前邁一步。

閻又文就是其中一個。

他用二十四年沒說出口的身份，把自己牢牢按在傅作義身邊，幫黨摸清對手、引導戰局，最后又選擇讓這一切默默消化在歷史里。

直到他本人離開世界三十多年之后，才由另一位老情報干部輕描淡寫地加了一句批注：“他，是我們的秘密黨員。”

木碑可以少刻幾行字，檔案可以故意留白，但有些事，終究會被人從縫隙里翻出來，接著往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