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被指“孫黃叛亂”，當時的中國人為何反對暴力反袁？

老實說，每次翻到“二次革命”這段歷史，我心里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憋悶感。它不像辛亥革命那樣，帶著一種改天換地的痛快，也不像后來的北伐那樣，有種摧枯拉朽的氣勢。
“二次革命”更像是一場倉促上陣、內部撕裂、結局早已注定的悲壯掙扎。
辛亥革命“成功”后，大家原本以為，皇帝退位，共和成立，五族旗一掛，中國就能走向一條嶄新的路。孫中山先生把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了袁世凱，這里面有無奈，也有天真的期待。
無奈的是，袁世凱手里握著當時中國最強大的北洋新軍，革命黨那點家底，真不夠看；天真的是，很多人，包括黨內不少要人，真覺得袁世凱這個“舊官僚”能遵守《臨時約法》，能在共和的框架下做事。

現在回頭看，這種期待簡直像把一頭老虎關進羊圈，還指望它改吃草。袁世凱是什么人？他在晚清官場摸爬滾打幾十年，靠的是權術、軍隊和對外妥協，你讓他一夜之間變成華盛頓，可能嗎？
所以，民國最初的兩年，表面上是共和了，但底子根本沒變。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骨子里還是舊時代那套，背后站著的是各路洋大人。帝國主義列強可沒閑著，他們挑來挑去，覺得袁世凱是個能“穩定局勢”、保障他們利益的人，于是銀子、槍炮，變著法兒地支持他。
而南方的革命黨人呢？他們突然沒了明確的目標。一部分人，像孫中山先生，警惕性高，知道革命還沒成功，想搞實業（修鐵路）來積累力量；另一部分人，比如宋教仁，則迷上了議會政治，覺得可以通過選舉，用選票把權力從袁世凱手里“和平”地奪回來。
國民黨在1913年初的國會選舉中大勝，宋教仁摩拳擦掌，準備組閣當總理，制約總統權力。這想法本身，在真正的憲政國家也許行得通，但在1913年的中國，無疑是書生意氣，甚至是與虎謀皮。
果然，袁世凱動手了。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車站那幾聲槍響，不僅打死了年僅31歲的宋教仁，也徹底打碎了革命黨人“法律倒袁”的幻夢。證據鏈條一步步指向北京，指向國務院總理趙秉鈞，最終指向了袁世凱本人。全國輿論炸了鍋。
孫中山先生當時在日本，聞訊后立刻趕回上海，他的態度非常堅決：“非去袁不可！”在他看來，這事已經沒得商量了，袁世凱用最黑暗的手段破壞了共和最基本的游戲規則，除了武力討伐，沒有第二條路。這就是“二次革命”最直接的導火索。
但問題來了，國民黨內部自己先亂了。除了江西的李烈鈞等少數人堅決支持孫中山立即起兵，大多數高層，包括當時威望極高的黃興，都猶豫不決。黃興他們的理由聽起來也不是沒道理：證據雖然指向袁，但走法律程序是不是更“名正言順”？
北洋軍實力強大，我們準備不足，倉促起事不是以卵擊石嗎？黨內思想不統一，軍隊也不完全聽指揮，怎么打？這種分歧，恰恰暴露了當時國民黨的致命傷——它已經從一個革命的先鋒隊，蛻變成了一個魚龍混雜、思想渙散、缺乏行動力的政客集團。
很多黨員當上了議員、官僚，開始眷戀既得利益，害怕打仗，害怕失去現有的那點地盤和地位。孫中山先生幾乎成了黨內主戰派的“少數”，這種孤立，讓人心寒。

就在國民黨內吵吵嚷嚷、舉棋不定的時候，袁世凱可沒閑著。他一面百般抵賴、阻撓宋案審判，一面緊鑼密鼓地干著兩件大事：一是向帝國主義銀行團借巨款（就是“善后大借款”），充實軍費；二是調兵遣將，把北洋精銳部署到南方前沿。
等到錢到手、兵到位，他立刻撕下偽裝，在6月間先后下令免去國民黨籍的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三位都督的職務。這是赤裸裸的挑釁和削藩。
令人無語的是，這三位被免職的都督，反應也很有意思，有的通電退兵以示服從，有的趕緊表白自己“并無二心”，完全被袁世凱的聲勢嚇住了，毫無斗志。看到這種情形，孫中山先生悲憤交加，甚至說出了“欲冒險一發，以求一死所”這樣的話，有點孤注一擲、以身殉道的味道了。

直到袁世凱的北洋軍已經打到門口，槍口頂到腦門上了，江西的李烈鈞部才在7月12日被迫還擊，打響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李烈鈞隨后在湖口宣布獨立，就任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接著，江蘇、安徽、上海、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也相繼宣布“獨立”，討袁的聲勢看起來不小。
但這一切，都太遲了，也太被動了。這根本就不是一場有周密計劃、統一指揮的戰略進攻，完全是一場被逼到墻角后的、倉促的、各自為戰的防御戰，甚至可以說是潰散前的應激反應。
更讓人唏噓的是，仗還沒怎么打，革命黨內部為了爭取所謂“更廣泛”的支持，又出了個昏招。他們居然和清朝的老官僚岑春煊搞起了“聯盟”，還推舉他當“討袁軍大元帥”，說什么倒袁之后讓岑來主持大局。這步棋走得真是莫名其妙。

岑春煊和袁世凱是舊官場上的對頭不假，但他們本質上是同一類人，都是舊體制的產物。革命黨人自己流血犧牲，卻想著把勝利果實拱手讓給另一個舊官僚，這邏輯在哪里？只能說明他們對自己領導新國家極度缺乏自信，也反映出其政治上的幼稚和軟弱。
這個聯盟當然沒成氣候，岑春煊也動員不了什么人，很快就無疾而終了，白白成了歷史笑柄。
仗打起來之后，局面更是一邊倒。討袁軍這邊，號稱“聯軍十萬”，實際上各懷鬼胎，互不統屬。南京的黃興，上海的陳其美，江西的李烈鈞，基本上各打各的，沒有統一的戰略協作。
軍餉、彈藥嚴重不足，很多部隊士氣低落。

反觀袁世凱那邊，北洋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指揮統一，背后還有外國借款支撐，實力對比懸殊。
更要命的是，革命黨內部不斷有人被袁世凱收買、叛變。仗打了不到兩個月，各地就相繼崩潰。黃興在南京眼見不支，竟于7月底棄軍出走，這對整個討袁軍的士氣是毀滅性的打擊。雖然南京守軍下層官兵和部分軍官（像何海鳴他們）表現出了驚人的英勇，在天堡城等地與北洋軍血戰，反復爭奪，但終究獨木難支。
9月1日，南京陷落，“二次革命”以慘敗告終。孫中山、黃興、李烈鈞等人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

回過頭來分析這場迅速失敗的革命，原因太多了。最根本的，還是領導這次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自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他們提不出能廣泛動員農民、工人的土地綱領或社會改革方案，始終局限于精英階層和軍隊上層的活動。
他們的政黨——國民黨，組織松散，紀律渙散，在關鍵時刻無法形成鐵拳。他們害怕社會革命深入下去，會觸動更多利益，反而對袁世凱這樣的舊勢力抱有幻想。
在戰略上，他們猶豫不決，錯失良機，從宋教仁被刺到最終起兵，浪費了差不多四個月的寶貴時間，讓袁世凱從容布局。
在軍事上，他們毫無準備，寄希望于地方軍閥的“義氣”和軍隊的自動效忠，結果一觸即潰。

“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絕非沒有意義。
在我看來，它是一次極其重要的“試錯”。它用血的教訓告訴孫中山和后來的革命者幾個殘酷的真理：第一，中國的反動勢力（軍閥、買辦、封建余孽）與帝國主義深度勾結，異常強大，且毫無信義可言，幻想他們遵守民主規則是幼稚的。
第二，舊式的政黨、舊式的軍隊關系（依靠會黨、策反敵軍），靠不住。要想革命成功，必須建立一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有明確綱領的革命黨。
第三，不能依靠任何一個軍閥或舊官僚，必須建立一支真正屬于革命黨自己的、有革命理想的軍隊。
第四，不能只盯著城市和上層，必須尋找新的、更強大的社會力量作為依靠。
可以說，沒有“二次革命”的慘敗，可能就沒有后來孫中山的痛定思痛，沒有他對“中華革命黨”的改組嘗試（雖然那次嘗試問題也很多），也沒有他晚年“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重大政策轉向。
這次失敗，像一盆冰水，澆醒了還在做著議會夢、實業夢的革命者，讓他們認識到，在中國的土地上，沒有槍桿子，沒有堅強的黨和廣泛的民眾基礎，一切都是空談。它標志著舊式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的實踐，已經走入了死胡同。
從此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更深刻、也更艱苦的探索階段。

站在今天回望，1913年的“二次革命”彌漫著一種悲劇性的氛圍。它是一群理想主義者在現實墻壁上撞得頭破血流后的悲鳴。孫中山先生的執著，黃興等人的顧慮，下層士兵的英勇，以及整個革命陣營的混亂與無力，共同構成了那段歷史的復雜面相。
它不像一場轟轟烈烈的史詩，完全是一曲未盡便戛然而止的悲歌，為下一個時代更猛烈風暴的來臨，奏響了沉重而必要的序曲。
歷史就是這樣，很多時候，失敗教給我們的，比成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