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民與ICE的戰爭：來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抵抗日記

美國的抵抗日記

我從不是第一個到達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突襲現場的人。我也從不是最后一個離開的人。

作者：" bdsfid="330">Maeve Aickin

編輯：阿K

我們都看過那個視頻：一名ICE探員在結冰的小巷里滑倒。我們保存了每一個角度的畫面，一幀幀地剖析，看他在關鍵時刻如何將雙腿并攏，仿佛集中身體重心就能喚來他迫切渴望的穩當。我們都開過關于“冰面上的ICE”（ice on ICE）暴力的玩笑，甚至制作了混剪視頻。一位同事在我打卡上班時顯得興高采烈，因為她等了一整天想給我看一個版本：一只自鳴得意的加菲貓在遠處觀望，仿佛像游擊戰士一樣精準實施了惡作劇后正暗自竊喜。我們分享著那些沒有標識的車輛在未鏟雪的積雪中前后搖晃的照片，并且都會說同一句話：你知不知道一個明尼蘇達人得有多恨你，才會看著你陷在雪里而不下車幫你鏟雪？

在蕾妮·古德（Renee Good）被謀殺前一個月，我在參加反戰委員會（Anti-War Committee，AWC）會議時把車停在一條小巷里被困住了，一位一直在窗口觀望的女士穿上長內衣，拿起鏟子就出來幫忙了。

在接孩子放學時，我和那些穿著亮橙色背心、把哨子當項鏈戴的母親們聊天，腦海中浮現出那位女士的身影。我們在停車場轉圈，站在校車旁，凍得發紫的手指緊緊粘在快速反應群組的聊天界面上，以防ICE探員試圖利用那幾英尺沒有任何保護的空間，對放學回家的孩子下手。一位母親告訴我，她的兒子現在害怕每一個穿制服的男人。“我向他解釋，這些人跟警察不一樣，你知道嗎？他們可能看起來很像，但他需要明白這是完全不同的機構。”

“怎么不同？”

我們談論起2020年的夏天，那個話語漏斗底部的開口，每一場對話最終都會無可避免地掉落其中。我們談論“罪犯”這個詞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我們談論當我們聽到“安全”這個詞時會想象出什么畫面。我告訴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官是由以色列警察和軍事官員培訓的，而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曾將ICE官員送往以色列參加反恐研討會。我大聲懷疑，再多裝幾個攝像頭、多幾年培訓，是否真的能阻止一名前國民警衛隊士兵朝古德的頭部開槍。這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來說是個絕佳的機會，用以說服我們至少他們不像那幫人那么糟。但我們必須保持長久的記憶，必須用賈馬爾·克拉克（Jamar Clark）、菲蘭多·卡斯蒂爾（Philando Castile）、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道恩特·賴特（Daunte Wright）、勒尼爾·弗雷澤（Leneal Frazier）、阿米爾·洛克（Amir Locke）、里基·科布二世（Ricky Cobb II）和金斯利·賓龐（Kingsley Bimpong）的生命與處決來構建我們的分析。當我的新朋友表達她對被捕的恐懼時，我向她建議如何避免手腕淤青。我們微笑著向走出學校的孩子們揮手，因為我們要避免成為另一群將恐懼注入他們幼小胸膛的陌生大人。我們向彼此展示那個舉世聞名的滑倒視頻最受我們喜愛的版本。

幾天后，我也在萊克街（Lake Street）摔了個狗吃屎。當時我正穿著糾察員背心在粉角（Powderhorn）抗議活動中飛奔，試圖封鎖下一個路口。我希望人群中那些便衣警察沒拍下這一幕。他們是否有自己的Signal群組網絡，用來傳播證據，證明我們這些粗獷的北方人偶爾也會在冰面上臉著地？

去年夏天，一群便衣聯邦探員在幾個街區外的街道上試圖進行ICE突襲時，殘暴毆打了詩人兼活動家伊薩維拉·洛佩茲（Isavela Lopez）。明尼蘇達州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隨后以重罪起訴了她。在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s）謀殺蕾妮·古德后，該辦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員辭職了，但在六月宣布對洛佩茲的指控時，并沒有出現這樣的離職潮。我很感激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我們城市的關注，但我更希望生活在一個像洛佩茲這樣的故事本身就能引發憤怒和大規模動員的國家，而不需要等到聯邦占領才被點燃。

一位在紐約的朋友發來聲援抗議現場的簡訊，抱怨那里的口號沒能保持一致。“我們都指望你們呢，”她說，“你們是我們唯一的希望！”這當然不是真的，正如洛杉磯和芝加哥有組織的鄰里網絡正在繼續抵制聯邦綁架計劃，并哀悼基思·波特二世（Keith Porter Jr.）和西爾韋里奧·比列加斯·岡薩雷斯（Silverio Villegas González）。但我還是把這條信息給沃克藝術中心（Walker Art Center）外參加巴勒斯坦集會的朋友們看。“我們是布魯克林的唯一希望！我們是紐約布什威克的歐比旺·肯諾比！”

在明尼阿波利斯，組織者很少需要為意識形態的不連貫而煩惱，因為我們都認識彼此。我們互為對方的抗議活動擔任糾察。我們共用同樣的音響設備，同樣的絲網印刷材料，同樣的二十美元在Venmo上無限循環轉賬。這是一個小城市。每個人要么認識被綁架的人，要么認識正在悲痛中的人。我們的規模是唐納德·特朗普部署至少3000名聯邦探員造成如此毀滅性打擊的原因，但這同樣也是我們能如此迅速組織起來的原因之一。我們需要結盟工作，因為僅憑我們自己沒有足夠的人手來開展有效的運動。作為一名被學生支持巴勒斯坦運動激活并由反戰委員會引導進入全市規模動員的反戰組織者，我與明尼蘇達移民權利行動委員會（MIRAC）并肩工作，因為我們明白我們的斗爭是相互關聯的。一些關于我們的報道將我們的抵抗描述為自發的，但MIRAC早在國家機器的代理人處決古德之前，早在國家機器的代理人襲擊洛佩茲并將他打出的淤青歸咎于她之前，就已經在組織起來保護鄰里的安全了。

我們深知，當美國政府破壞帝國核心以外國家的穩定時，其結果就是導致這些國家的人民流離失所，并在他們移民至此后將其定罪。 我們都看到政府利用我們的稅金來改進其非人化的暴力策略，這既體現于國內的美國監獄系統，也體現于對委內瑞拉等國的外部干預。我在集會上聽到的演講促使我思考，如何調整我在反戰委員會的工作，使其與MIRAC的“全民合法化”運動、雙城正義聯盟（Twin Cities Coalition for Justice）的“社區控制警察”運動，以及氣候正義委員會（Climate Justice Committee）要求北方鋼鐵公司（Northern Iron）撤出圣保羅東區的運動相協調。

“地鐵激增行動”（Operation Metro Surge）讓蒂姆·沃爾茲（Tim Walz）再次變成了“美國老爸”。我們這些見過世面的人拒絕認領這個爸爸。我們懷疑他是否真的以為我們在屏息以待他的下一封措辭強硬的信。當總統利用司法部調查、聳人聽聞的欺詐故事以及指控他們激進（如果他們真那么激進反而會贏得我們的尊重）來霸凌沃爾茲州長、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市長和基思·埃利森（Keith Ellison）總檢察長時，我們的民選官員卻在進行公關巡演，與街頭抗議和選民抵制聯邦入侵的快速反應網絡保持距離。

沃爾茲擔任主席的州投資委員會（SBI）將數百萬來自公共工作人員養老基金的資金注入那些向ICE出售技術的公司，而這些技術正被用來追蹤和綁架這些工人。5400萬美元流向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該公司既制造國土安全部用于軍事化美墨邊境的巡邏機，也制造以色列軍隊用于摧毀學校和謀殺兒童的戰機與地獄火導彈。2200萬美元流向了L3Harris公司，ICE利用其手機信號模擬器追蹤無證移民，而其武器系統組件使波音公司的聯合直接攻擊彈藥（JDAM）“智能”炸彈能夠追蹤并處決巴勒斯坦人。5500萬美元流向了Palantir公司，其人工智能平臺協助決定以色列軍隊狙殺哪些巴勒斯坦人，美國執法部門將哪些黑人聚居區作為“預犯罪”目標，以及蒙面人在薩爾瓦多集中營綁架并以酷刑威脅哪些明尼蘇達人。州投資委員會已經取消或改為線上舉行了最近三次季度公開會議。

當我因坐在SBI長期被忽視的辦公室里要求委員會采取初步撤資措施并重新承諾聽取公眾意見而被捕時，MIRAC的組織者在監獄外的凍雨中高呼口號，直到我們獲釋并吃上飯。當我獲釋時迎接我的幾位MIRAC成員坐在弗雷市長的辦公室里，要求他實施他們提出的分離條例修訂案，使明尼阿波利斯成為真正的庇護城市時，我在樓下的廣場上向他們高聲呼喊。當弗雷在12月發布行政命令，禁止執法部門在城市停車場、坡道和車庫進行移民執法行動時，主流媒體的報道忽略了那些為了迫使他做出這一決定而在監獄里過夜的組織者。同樣，當市議會一致通過修訂后的分離條例，將弗雷的命令編入法典，同時阻止他利用城市資源協助聯邦移民執法時，幾乎沒有人提到最初起草這些要求的社區成員和組織者。

午餐時，我和食品募捐活動的朋友們在一起，我們剛送完兩車半的非易腐食品，那是大學生們在短短三天內捐贈的。我們將物資運送到食品架，志愿者團隊將在那里把必需品打包，并開車送給那些面臨被綁架風險的鄰居。距離古德被謀殺已經過去兩周了。城市里到處是噴漆畫成的蝴蝶。

我的新朋友們在他們咖啡店的后面組織了這次食品募捐。他們認識街對面經營餐館的人，很快大家就圍坐在一張大桌子旁，用英語和阿拉伯語交織出復雜的句子，并確保我吃飽了。“2020年之前這里的一切都更好，”其中一人說，但另一人指出，森林狼隊在2020年之前只進過一次西部決賽。“老兄，你覺得他會接管格陵蘭島嗎？”“老兄，究竟有多少人支持他在做的事？我是說百分比？”“老兄，你覺得他們也會在這里設檢查站嗎？”他們給了我額外的哨子帶給同事；他們問我是否確定吃飽了。

福克斯新聞抱怨一群“有組織的紅酒媽媽幫派”脖子上掛著哨子，突然間，街那頭的一群母親正在印制T恤為移民辯護網絡籌款。有人在我社區的互助Signal群組里發送了一個Venmo鏈接，幾小時內，一個無法安全出門的家庭就能支付下個月的房租。工人們徹夜不眠，好讓特工們也睡不著，他們向希爾頓酒店的窗戶投擲純粹的聲浪，并在國土安全部基地外的人行道上覆蓋上新鮮的冰層——正是那種讓人滑倒的冰。

我從不是第一個到達ICE突襲現場的人。我也從不是最后一個離開的人。在Signal我這一端，似乎總有人能開車送你回家、去上班或去上學，總有人去買雜貨，去找兒童安全座椅，去找個別的地方住一會兒，或者住到需要住為止。但在Signal的另一端，感覺并非如此，那里永遠不會有一個足夠安全的地方，每一個安全的地方都需要付出一種我難以理解的犧牲。

在ICE探員將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撲倒在地并從背后開槍射殺的一小時后，我在哈里特湖藝術小屋（Lake Harriet Art Shanties）加入了一個歌唱圈。我們列出了一份清單，列舉我們擁有的比恐懼更強大的事物。我們歌唱愛、希望和社區，我感到既真誠又無力。在一個從冰凍的繭中展開的帝王蝶雕塑旁，標語告訴我邊界是虛構的，遷徙是自然的。

像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一樣，普雷蒂在醫療行業工作，為了讓他的鄰居保持健康和安全。朋友們發來評論文章，將我的城市描述為帝國回旋鏢歸來的落腳點，但助長普雷蒂謀殺案的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暴力機制，源于美國的殖民計劃，且從未離開過。我們這些不習慣自己的人性受到質疑的人呼吁回歸常態，仿佛國家暴力沿著種族和原住民軸線的分布是我們應該感到自豪并容忍的現狀。每一天，決定誰被國家承認為人類的光圈都在縮小，而其制造的敵人隊伍卻在壯大。

今天我充滿恐懼，但我從未如此確信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當我想起學生被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時，我的胃一陣痙攣。我遇到那些因處境太危險而無法離開家門的人。我遇到他們的親人。他們的恐懼是吞噬一切的，但我的鄰居和他們的鄰居每次見面都在向我證明，我們絕大多數人都相信每個人都值得過上安全、富足和有尊嚴的生活。我們的資本主義國家鼓勵反社會行為，試圖讓我們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但當我們被展示出方法時，我們將致力于改變那些剝奪鄰居安全、資源和尊嚴的系統。

露絲·威爾遜·吉爾摩（Ruth Wilson Gilmore）寫道，廢除主義“不是缺席（absence），而是在場（presence）”，并且“世界將變成什么樣，已經存在于碎片、實驗和可能性之中”。我在我們初生的互助模式中看到了這種在場的幽靈，它建立在集體的安全和福祉之上。這是一種嵌入我們在為彼此發明的替代性關懷基礎設施中的祈禱。

我不知道我們何時能將ICE趕出我們的城市，但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堅信我們會做到，我也希望我們這次占領留下的兩個最長久的遺產，將是對我們被綁架、被謀殺和被殘害的鄰居的悲痛，以及我們新社會語法的種子。我們都確信我們要得已經受夠了；我們也確信我們將永遠無法受夠這種彼此相依、為彼此而存在的新生活。

作者

梅芙·艾金（Maeve Aickin） 是一位來自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作家和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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