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國批準新群總部落戶中國，四架包機離京，特朗普醞釀大動作

簡單來講，過去占地球海洋面積將近三分之二的公海，就像一片“法外之地”——怎么保護、怎么合理利用，全球并沒有一套清晰的規則。

過去的公海治理，本質上是“拳頭硬的說了算”，少數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和資金優勢，在公海肆意妄為。

他們打著“科研”“開發”的旗號，瘋狂捕撈深海稀有魚類，肆意勘探海底礦產，將公海視為專屬“私人寶庫”，而技術落后、資金不足的發展中國家，只能被動旁觀，難以參與資源分配。

更過分的是，部分國家將公海當作“法外之地”，美國便是典型。

自2025年9月起，多次以“打擊毒品”“執行制裁”為借口，在加勒比海、東太平洋等公海海域，隨意登臨、攔截甚至扣押其他國家商船。

2026年1月7日還扣押了一艘懸掛俄羅斯國旗的油輪，理由牽強到違背國際法基本準則。

這種雙標操作，正是公海長期無規可依、治理混亂的直接體現，而這種局面，過去幾十年始終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此次生效的《公海條約》，核心作用就是給這片“野生公海”立下第一部“全球通用說明書”，徹底打破“無規可依”的困境。

條約最核心的“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理念，看似官方實則易懂：公海不屬于任何國家，是全人類共有財富，海底礦產、深海生物資源，既不實行“先到先得”，也不允許被少數發達國家或大公司壟斷。

據測算，公海海底多金屬結核、富鈷結殼等礦產資源總價值超10萬億美元，作為新能源產業的關鍵原料，這些資源過去長期被少數國家掌控。

而條約明確規定，任何國家單方面開采公海礦產均違反國際法，即便未加入相關公約也需遵守。

開采前必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盈利后需將1%至2%的收益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并同步轉讓核心勘探技術。

此外，條約還將建立許可證分級制度，對非法開采國家最高可處以10億美元罰款，甚至限制其參與國際海洋合作。

這些具體條款并非空洞口號，而是為各國公平參與公海資源開發利用提供了剛性約束。

條約生效、規矩確立，并不意味著公海治理萬事大吉，還有一個關鍵問題——總部（即條約秘書處）的選址。

這絕非簡單的辦公地點選擇，它直接決定條約執行效率、規則制定方向，更承載著強烈的象征意義，相當于公海治理的“指揮中心”。

誰能爭取到秘書處落戶，就意味著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擁有更多話語權和影響力。

正因如此，在條約生效前一天（2026年1月16日），中國正式向聯合國遞交申請，提議將條約秘書處設在福建廈門。

這一提議經過深思熟慮，既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也契合全球海洋治理的現實需求，絕非一時興起。

不少人疑惑，中國為何選擇廈門，而非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了解廈門的實力便會明白，這一選擇極具合理性。

廈門作為中國東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早已超越“旅游網紅城市”的定位，成為中國海洋國際合作的重要樞紐。

其藍色經濟增加值占當地GDP的28%，擁有全國首個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常年舉辦中國國際漁業博覽會等國際展會，創新氛圍濃厚。

更關鍵的是，廈門硬實力雄厚：“奮斗者”號載人潛水器的相關科研與運維重要基地便設在這里，該潛水器可下潛萬米深海

廈門港是全球第十大集裝箱港，在海洋運輸、深海勘探裝備研發、海洋生態保護技術等領域均處于世界前列，完全能支撐秘書處的日常運轉和技術服務需求。

反觀競爭對手，歐盟推薦的布魯塞爾雖有歐盟背書，但歐洲深海勘探技術多依賴進口，且近年多次出現海洋治理政策執行滯后問題。

美國支持的智利瓦爾帕萊索，則面臨基礎設施薄弱、地緣政治風險較高的困境，廈門的優勢十分突出。

中國提議廈門作為秘書處所在地，絕非僅看重廈門的實力，更有深層次考量。

2026年恰逢中國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30周年，此時遞交申請，既是對國際規則的尊重，也是中國主動參與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體現。

長期以來，中國始終倡導多邊主義、主張公平正義，這與《公海條約》“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過去，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中國更多是規則的“追隨者”和“旁觀者”；而此次申請，意味著中國希望轉變為“參與者”甚至“組局者”。

主動參與公海治理規則制定，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權益，推動全球海洋治理從“霸權主導”向“多邊共治”轉型。

目前，已有20多個發展中國家公開支持廈門承辦秘書處，充分說明中國的提議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可。

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公海條約》生效和秘書處選址，只是全球海洋治理的起點，未來仍任重道遠。

條約本身只是框架性協議，海洋保護區選址標準、公海遺傳資源惠益分享模式、締約國大會議事規則等具體條款，仍需各國在后續談判中達成共識——這一過程必然充滿博弈，畢竟涉及各國核心利益，沒有國家會輕易讓步。

此外，目前雖有83個國家批準條約，但諸多擁有強大遠洋船隊、深海采礦能力的發達國家尚未批準，條約的全球有效性，取決于其能否成為被廣泛接受的普遍性制度，避免出現“部分遵守、部分游離”的碎片化局面。

同時，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深海環境影響評估、尖端海洋科研的專業人才和財政資源，如何建立充足資金機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持續能力建設支持，是條約能否真正“落地”的關鍵。

從更深層次看，《公海條約》的生效，是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一個縮影。

過去幾十年，全球諸多領域的治理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奉行“霸權邏輯”，而《公海條約》的出現打破了這一格局，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讓發展中國家得以公平參與全球公共資源的治理與分配。

中國提議廈門作為秘書處所在地，不僅是為提升廈門國際影響力，更旨在推動全球海洋治理向更公平、更合理、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這既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也是中國為全人類共同的藍色家園貢獻的力量。

公海治理并非與普通人無關，公海生物多樣性影響全球氣候與生態，過度捕撈會導致魚類資源枯竭，深海采礦會破壞海洋環境，這些最終都會影響每個人的生活。

《公海條約》生效、中國申請廈門作為秘書處，看似是國際層面的大事，實則與我們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

它意味著，未來的藍色家園將不再是“無主之地”，不再被少數國家壟斷，而是能被全人類共同守護、公平共享。

這條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會有博弈與挑戰，但我們已邁出關鍵一步，相信在各國共同努力下，公海終將成為一片和平、清潔、繁榮的藍色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