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南京的一聲巨響,150公斤炸藥沒炸敵人卻炸了個墓,揭開了漢奸圈子最扎心的鄙視鏈:跪的姿勢不同,下場卻一樣慘
1946年1月21日,南京梅花山突然“轟”的一聲,那動靜大得連半個南京城都能聽見。
但這可不是那個那個年代常見的空襲,而是一場特殊的“拆遷”。
工兵們也沒含糊,直接塞了150公斤TNT炸藥,就為了炸一個死人的墳。
墓里躺著的那位,就是號稱搞“曲線救國”、其實(shí)把膝蓋骨都跪碎了的汪精衛(wèi)。
這哥們生前也是心里有鬼,知道自己干的事兒太缺德,死前特意囑咐要在混凝土里摻雜5噸碎鋼片,把墓穴澆筑得跟銀行金庫似的,就怕被人鞭尸。
結(jié)果呢?
活著跪得容易,死了想留個全尸倒是難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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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開之后,連骨灰都被鼓風(fēng)機(jī)直接吹散在荒野里,這下真成了孤魂野鬼,連個渣都沒剩下。
好多人覺得,當(dāng)漢奸不就是兩腿一軟、給日本人帶個路嘛。
其實(shí)那圈子亂得很,簡直就是個變態(tài)版的職場“修羅場”。
在那個至暗時刻,漢奸圈子里有一條等級森嚴(yán)的“鄙視鏈”。
咱們今天就來扒一扒,這幫人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玩死的。
咱們先往金字塔尖上看,那里站著一幫穿西裝、甚至穿龍袍的“頂級名流”。
長春那個做著“康德皇帝”夢的溥儀,還有南京那個粉墨登場的汪精衛(wèi),這都是漢奸界的“天花板”。
日本人見了他倆,面子上還得裝模作樣鞠個躬,喊一聲“陛下”或是“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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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真以為他們說了算,那就太天真了。
這幫人活得最累,演戲演得最辛苦。
拿汪精衛(wèi)來說吧,他在南京搞的那套班子,什么立法院、考試院,看著跟真的一樣,其實(shí)就是個高級“簽字機(jī)器”。
日本人給他們安排的辦公樓那是相當(dāng)豪華,跟現(xiàn)在的五星級酒店差不多,可背后呢?
安插的全是日本顧問。
哪怕是調(diào)動一個連的兵力,或者是想印一套新郵票,都得看那個平時笑瞇瞇的日本顧問點(diǎn)不點(diǎn)頭。
他們身邊那些像周佛海、陳公博這樣的“鐵三角”,個個都是人精,卻天天活得像走鋼絲。
我查了一下當(dāng)時的記錄,這些人心里門兒清:日本人捧他們,純粹是為了“以華制華”,一旦這塊招牌不管用了,他們絕對是第一批被扔出去平息民憤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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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古代版的高薪低能,名頭響亮,其實(shí)連個換燈泡的權(quán)力都沒有。
這種日子,看著燈紅酒綠,其實(shí)每一分鐘都在倒計(jì)時。
再往下看,是那些想當(dāng)一方諸侯,結(jié)果活成了“一次性筷子”的偽政權(quán)官員。
這里必須得提殷汝耕這哥們。
早在1935年,他在日本特務(wù)土肥原賢二的忽悠下,在通州搞了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了那個時期第一個吃螃蟹的大漢奸。
當(dāng)時他那個風(fēng)光啊,覺得自己這回是把寶押對了。
可惜啊,好日子沒過兩年。
1937年通州事件一爆發(fā),他手下的偽軍受不了日本人的氣,直接嘩變,一口氣宰了200多個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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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下好了,日本人雖然知道殷汝耕沒參與兵變,但這臉打得太疼了,立馬翻臉不認(rèn)人。
殷汝耕瞬間從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
日本人雖然當(dāng)時沒殺他,但也徹底把他當(dāng)成了棄子,這種羞辱比殺了他還難受。
這類漢奸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他們自以為是棋手,其實(shí)就是棋盤上一顆隨時可以為了保全大局而丟棄的卒子。
還有那個王揖唐,在北京天天替鬼子搜刮糧食,把老百姓家里的米缸都刮干凈了送給日軍。
結(jié)果呢?
日本人投降前夕根本沒人管他死活。
1948年槍決他的時候,他寫得滿紙荒唐言,全是他給侵略者數(shù)錢留下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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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鬼子當(dāng)狗,最大的風(fēng)險不是被打死,而是被主人當(dāng)成垃圾扔掉。
而處在漢奸生物鏈最底端的,是數(shù)量最大、下場最慘的“偽軍”。
說白了,這幫人就是一群有執(zhí)照的流氓武裝。
1940年以后,汪偽政權(quán)把各地亂七八糟的什么“和平建國軍”收編起來,號稱幾十萬。
這些部隊(duì)的頭頭,很多都是像孫殿英、孫良誠這種舊軍閥,典型的“有奶便是娘”。
尤其是孫殿英,這哥們盜墓起家,哪有什么信仰,誰給錢就跟誰干。
但日本人精得跟猴似的,給這些偽軍的定位就四個字:戰(zhàn)場肉盾。
1942年夏天,日軍在蘇南搞“清鄉(xiāng)”,正好撞上新四軍伏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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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指揮官反應(yīng)那叫一個快,主力撤得比兔子還快,把偽軍留下來斷后。
那一仗,偽軍死傷慘重,指揮官哭爹喊娘求支援,日軍那邊冷冷回了一句:“華人問題由華人解決。”
這簡直是那個年代最黑色的幽默。
在日軍眼里,這些偽軍連狗都不如,死了不僅不用發(fā)撫恤金,還省了口糧。
他們拿著最爛的裝備(有的還是老套筒),干著最臟的活,背著最重的罵名,最后往往是兩頭受氣。
這不就是現(xiàn)在的外包背鍋俠嗎?
干最臟的活,挨最狠的打。
除了這三類掛上號的,還有一種更惡心的,就是散落在民間的“編外人員”——那些翻譯官、維持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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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原本也是普通老百姓,但在權(quán)力的誘惑下,瞬間變臉,比鬼子還兇殘。
為了在主子面前表現(xiàn)“忠誠”,他們對同胞下起手來往往更狠。
這種“底層互害”的模式,把當(dāng)時的人心都搞壞了。
說到底,不管是坐在南京總統(tǒng)府里的汪精衛(wèi),還是趴在戰(zhàn)壕里發(fā)抖的偽軍小卒,他們的命運(yùn)從邁出投敵那一步起,就已經(jīng)注定了。
日本人把他們分了三六九等,但在老百姓眼里,他們只有一個名字——漢奸。
那一聲梅花山的爆炸,炸掉的不光是一座墳,更是那群投機(jī)者想“青史留名”的最后一點(diǎn)幻想。
1946年那天下午,隨著那一聲悶響,汪精衛(wèi)的墳徹底平了。
那個原本打算讓后人瞻仰的墓址,后來建成了一座小亭子,不管是好人壞人,路過都能在那歇歇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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