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58年1月，北京的冬天冷得能把骨頭都凍脆了。
大半夜的，中南海里那部紅色電話機突然發瘋似的響起來，那聲音在寂靜的凌晨里，聽著就讓人心里發毛。
電話是軍委作戰值班室打來的，說莫斯科發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那內容，擱哪個國家，都得立馬從床上跳起來。
電報上說，蘇聯人去年十月上天的那顆“斯普特尼克1號”衛星，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在天上轉悠了92天，現在撐不住了，正一頭往地球上栽。
要命的是，根據蘇聯人自己電腦的計算，這玩意兒掉下來的路線，不偏不倚，正好要從咱們中國東北劃過去。
那個只有八十多公斤重的金屬疙瘩，前幾個月還是蘇聯人跟全世界炫耀的寶貝，現在成了一個從天而降的大麻煩。
莫斯科那邊請求中國趕緊幫忙，在東北那片大雪地里找這顆衛星的尸體。
還挺客氣，說要是找到了，里頭的實驗數據可以跟我們分享一點。
這消息一下子就讓整個中國的國防系統炸了鍋。
這哪是幫忙找東西，這分明是一盤國際大棋里突然冒出來的一步險棋。
這玩意兒要是真掉在中國，怎么處理？
要是讓別有用心的人，比如美國人，先給摸走了，那國際上得鬧出多大動靜？
一時間，東北邊防部隊的燈全亮了，幾萬大兵荷槍實彈，眼睛全都死死盯著黑漆漆的天空，就等著那個“天外來客”大駕光臨。
就在這節骨眼上，所有人都手忙腳亂的時候，一個人的名字被送到了最高層的桌子上——錢學森。
凌晨兩點，北京西郊機場，一架伊爾-14運輸機的螺旋槳把地上的雪攪得漫天飛，發出嗡嗡的悶響。
錢學森裹著一件厚呢子大衣，二話不說就往飛機上走，只跟機組的人扔下一句話：“直接飛旅大，能開多快就開多快。”
飛機里頭，陪著他的林有聲大校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他把蘇聯人給的那八頁軌道數據攤開，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數字，看著挺專業，可仔細一看，到處是斷點和空白，跟一張被蟲子啃過的廢紙差不多。
“老大哥就給這么點破玩意兒，這上哪兒找去？”
他一個勁兒地抱怨。
錢學森壓根就沒搭理他。
他管警衛員要了塊小木板墊在腿上，鋪開稿紙，就著機艙里一閃一閃的燈光，開始又心算又筆算。
鉛筆在他手里飛快地劃拉著，空氣動力學、天體力學、熱力學…
他腦子里就像有一臺超級計算機，無數的公式在瘋狂運轉。
他要解決的，可不只是找個球那么簡單。
蘇聯人的計算機那么牛，怎么會算出個要砸到中國的軌道？
是真的算錯了，還是故意給我們挖了個坑？
那時候美蘇正搞太空競賽，斗得你死我活，中國夾在中間，走錯一步都可能掉進深淵。
也就半個鐘頭的功夫，就在飛機跟外頭暴風雪搏斗的時候，錢學森算出了兩個嚇人的結論。
第一，那顆衛星在大氣層里頭燒不干凈，不可能像蘇聯人說的那樣很快掉下來，它會滑行得非常遠。
第二，蘇聯人估算的墜落時間太晚了，要是咱們還在東北傻等著，那東西早飛過國境線，沒準都到美國人頭頂上去了。
一個讓人后背發涼的念頭冒了出來：蘇聯人很可能算錯了，而整個中國東北的部隊，正在為一個錯誤的坐標瞎忙活。
飛機頂著風雪降落在旅大機場。
東北軍區副司令員曾紹山少將已經在機場凍得直跺腳，他帶來的消息更讓人頭大。
就在頭天晚上10點37分，黑龍江一個邊防哨所的哨兵，叫王利明的小伙子，看見一個大火球從天上劃了過去。
那火球是暗紅色的，比電焊的光還亮，亮了大概四秒鐘，屁股后頭還拖著一道藍色的光，然后就沒影了。
就這么一份手畫的、歪歪扭扭的報告，是當時全中國關于這顆衛星唯一的目擊記錄。
那時候的中國，沒有雷達，沒有專業望遠鏡，啥都沒有，這四秒鐘的火光，就是全部的線索。
“馬上去現場！”
錢學森的口氣不容商量。
吉普車在凍得跟石頭一樣硬的土路上顛得快散架了。
到了那個偏僻的哨所，錢學森見到了那個叫王利明的年輕士兵，小伙子臉凍得跟紫茄子似的。
錢學森沒問他害不害怕，或者感覺怎么樣，他像個審案子的老警察，開始了一連串精準到嚇人的提問：
“火球出現的時候，你看它在天上有多高？
大概是個什么角度？”
“它的亮度是一直不變，還是越來越暗，或者一下子就滅了？”
“你聽見聲音沒有？
比如像悶雷一樣的響聲？”
“它屁股后頭的藍光，跟火球本身顏色一樣嗎？
那道藍光有多長？”
王利明使勁回憶著，錢學森就在本子上飛快地記著。
等所有問題都問完了，他合上本子，干了一件讓在場所有人都看傻了的事——他把手套脫了，攤開左手手心，直接用鋼筆在自己的肉上列起了復雜的微分方程。
那地方零下三十多度，風刮得像刀子一樣，周圍的人都凍得腦子不轉了。
錢學森的左手，就在這種環境下，成了一臺用血肉驅動的、獨一無二的“人腦計算機”。
林有聲看著風雪里錢學森的背影，急得直喊：“錢先生，到底在哪兒啊？”
錢學森頭都沒抬，就回了句：“給我兩個小時。”
他跟部隊借了臺最破的經緯儀，對著哨所周圍的小山包、樹林子來回地測角度，再用地圖上的尺子換算成實際距離。
他一會兒快走，一會兒停下，嘴里不停地念叨著一堆誰也聽不懂的數字和符號。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周圍人帽子上都結了一層白霜，可錢學森手心里的墨水還在不停地增加、變化。
一個半小時后，他終于停了下來，在地圖上用鉛筆狠狠地畫了一條線。
“根據那個哨兵看到的持續時間、角度速度的變化，再加上高空空氣阻力的修正，”他指著地圖上的那條線，跟一群快凍成冰棍的人宣布，“這顆衛星進入大氣層以后，還會繼續滑行大概2200公里。
它最后掉下去的地方，在北緯63度，阿拉斯加山脈的無人區。
絕對不可能掉在咱們國家。”
曾紹山當場就懵了，這結論跟蘇聯專家的說法差得也太遠了。
“差…
差這么多？”
他不敢信，“蘇聯同志說，再怎么偏，也偏不出亞洲啊。”
錢學森把地圖合上，語氣里帶著一種科學家的絕對自信：“他們的計算模型里，少了一個最關鍵的東西——現場的光學觀測數據。
沒有這個，再牛的計算機算出來的也都是瞎猜。”
當天晚上十點，北京總參作戰大廳的電臺突然響了。
一封從美聯社發來的電報被緊急翻譯出來：美國北美防空司令部宣布，他們部署在阿拉斯加的遠程預警雷達，發現一個大的金屬物體在高空解體，好幾塊碎片已經確認掉在了阿拉斯加內陸。
地點、時間，跟錢學森算的一分一秒都不差。
電話打到東北前線指揮部，林有聲激動得對著話筒大吼：“算準了！
錢先生算準了！”
電話那頭，是北京作戰大廳里壓抑不住的歡呼聲。
這次事件，讓錢學森心里敲響了警鐘。
回到北京，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寫了一份長達八千字的報告。
這報告沒說別的，就兩個意思：第一，這次衛星掉下來的事，說明咱們國家在這方面就是個睜眼瞎，天上有東西飛過來都不知道，以后不能總指望別人給咱們報信，得有自己的監控網。
第二，光能看見天上的東西不行，咱們自己也得能把東西送上去。
中國必須馬上搞自己的人造衛星。
這份報告很快就被送到了中南海。
毛澤東主席在上面畫了好幾道紅杠杠，批了幾個字：“此事重大，要抓緊研究。”
就因為這件事，代號“581任務”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工程正式上馬。
當時中國最牛的計算機，一秒鐘也就只能算幾十次，跟錢學森在美國用過的機器比，簡直就是算盤對手機。
沒辦法，錢學森帶著一幫年輕的工程師，用最笨的辦法——手算。
他在黑板上寫下幾個符號，告訴那幫年輕人，搞懂這幾個字母，就拿到了上天的鑰匙。
他們就用計算尺和算盤，硬是把衛星軌道那些天書一樣的問題一個個給啃下來了。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衛星上天，那首熟悉的曲子響徹全球。
從1958年那個哨兵看到一道火光，到中國自己的聲音響徹太空，過去了十二年。
站在指揮大廳的角落里，錢學森看著屏幕上那個代表著中國衛星的光點，只說了一句：“這一次，火光是我們自己的。”
多年以后，他那只在風雪里寫滿公式的手的照片，被放進了博物館。
那不只是一只手，那是一個國家奔向星辰大海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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