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鋒如劍，邊界是尺 劉虎事件與輿論監督的法治坐標

川南經濟網特約評論員

2026年2月，筆者曾經的同行，前調查記者、知名自媒體人劉虎因涉嫌誣告陷害罪，非法經營罪被成都警方立案偵查，再度將輿論監督與法律邊界的命題推向公眾視野。從機構媒體到自媒體，劉虎以筆為劍，既照亮過權力失范的角落，也屢次觸碰法律紅線，其個人命運的起伏，恰是中國輿論監督生態變遷的縮影，更折射出法治社會對監督行為的雙重要求：既要有敢言的勇氣，更要有守界的敬畏。

劉虎的“傳說”，始于調查記者的職業堅守。任職《新快報》期間，他實名舉報過多名高官，推動甘肅白銀連環殺人案、海南高院副院長張家慧案等重大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其文字如利刃，刺破權力尋租的迷霧，為弱者發聲，為真相較真，贏得“啄木鳥”的贊譽。轉型自媒體后，他延續監督鋒芒，聚焦基層治理、民營企業家權益等議題，文章兼具調查深度與情感溫度，讓被遮蔽的訴求進入公共視野，也讓權力者膽寒。這種“為無告者代言”的精神，正是輿論監督的核心價值所在——它不是權力的附庸，而是社會正義的守望者，是良法善治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而，勇氣若脫離法治的韁繩，便可能淪為任性的宣泄。此次劉虎涉案，直接導火索是其公眾號發布的涉地方某官員文章，被指涉嫌誣告陷害，而“非法經營”的指控，則直指自媒體運營中的商業邊界問題。據了解，這并非劉虎首次觸法，2013年，他因實名舉報被以誹謗罪立案，羈押346天后因證據不足獲不起訴。兩次涉案，核心矛盾高度一致：監督的正當性，不能成為突破法律底線的借口。誣告陷害罪的成立，需以“捏造事實、主觀故意”為要件；非法經營罪的認定，需以“違反國家規定、擾亂市場秩序”為前提。法律從不否定監督的價值，但要求監督必須建立在事實核查的基礎上，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運行——這不是對監督的束縛，而是對監督的保護，避免其淪為權力報復或利益裹挾的工具。

劉虎事件的深層啟示，在于厘清自媒體時代輿論監督的三重邊界。其一，事實邊界，監督的生命力在于真實，自媒體雖無機構媒體的審稿流程，但作者仍需承擔“合理核實義務”，僅憑單方信源、未經交叉驗證便發布指控，極易引發法律風險。其二，法律邊界，公民監督權與誣告陷害、誹謗等違法犯罪的界限清晰，監督是權利，誣告是犯罪，二者不可混淆；自媒體的商業運營，也必須遵守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規定，杜絕以監督為名行敲詐、牟利之實。其三，程序邊界，監督應優先通過信訪、舉報等合法渠道，公開發文需兼顧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避免以輿論審判替代司法審判，這既是對法治的尊重，也是對監督者自身的保護。這里啰嗦兩句，為什么一些信訪材料泥牛入海，一是篇幅太長，拖泥帶水；二是主題不集中，東拉西扯；三是，無事實依據，胡編亂造。

從劉虎案回望中國輿論監督的發展，從機構媒體的調查報道到自媒體的獨立發聲，監督的渠道更多元、聲音更響亮，但風險也更突出。唐山馬樹山案、劉虎案等事件反復證明：正當監督絕不該被預設為犯罪，但違法監督也絕不能被縱容。司法機關應秉持“罪刑法定、證據裁判”原則，審慎區分監督失實與惡意誣告，避免以刑事手段壓制合法監督。自媒體人則需堅守“事實為基，法律為尺”的底線，在敢言與慎言之間找到平衡。而社會公眾，更應理性看待監督行為，既不神化監督者，也不妖魔化執法者，共同守護“監督有邊界、法治有溫度”的生態環境。

筆鋒如劍，可斬荊棘；邊界如尺，可正言行。劉虎事件不是輿論監督的終點，而是法治完善的起點。唯有讓勇氣與法治同行，讓監督與規范共生，才能讓每一支為正義而寫的筆，都有法律兜底的底氣，讓每一次為真相而發出的聲音，都能照亮法治前行的道路。這，才是對劉虎們最好的致敬，也是對社會正義最堅實的守護。

相關鏈接：劉虎，重慶市渝北區人，曾任廣州《新快報》記者 。2013年8月23日在北京警方協助下被帶走，次日因涉嫌制造傳播謠言被刑事拘留 ；同年9月30日以涉嫌誹謗罪被執行逮捕，12月31日案件移送審查起訴 。其曾實名舉報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等人。北京市公安局指控劉虎在2012年5月至2013年8月期間通過微博散布不實信息，變相勒索65萬元人民幣 。經東城區檢察院審查認定證據不足，于2015年9月10日決定不起訴 。劉虎自2013年9月30日被批捕至2014年8月3日取保候審，共被關押346天 。（來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