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年冬天的天津衛，寒風刮在臉上跟刀子似的。
機械廠鑄造車間的工人們最近總在那嘀咕，說廠里來了個“怪老頭”。
這人瞅著快五十了，整天套著件沾滿鐵銹油污的工作服，干起活來卻比小伙子還猛。
翻砂、倒模這些力氣活，他上手就來，動作那是相當老練。
一到飯點，他也不講究，就把那個掉了漆的鋁飯盒往車間門口一擱，蹲在那兒就吃。
里頭的吃食加起來也就幾毛錢：一碗老豆腐，兩張干餅。
有年輕工友憋不住好奇，湊過去問：“師傅，您這伙食是不是太素了點？”
他咬了一口餅，樂呵呵地說：“我就愛這一口，再說兜里這點錢也就夠吃這個。”
誰能想到，眼前這個蹲在風口啃干糧的漢子，竟然就是三年前那個名字響徹全國的大人物？
他叫孫健。
只要把日歷往前翻三年，他的頭銜是主管國家工業交通命脈的大首長，那是能在重要會議上坐主席臺的角色。
從云端直接摔進泥地里，換做旁人，恐怕早就精神崩潰了。
可偏偏孫健像個沒事人一樣，別說發瘋，連句怨言都聽不到。
這事兒咋看咋透著古怪，可要是你把鏡頭拉回他在北京中南海的那段日子，就會明白：這一切，其實早就有跡可循。
甚至可以說，這是他這輩子走得最絕的一步棋。
1975年，孫健坐上那個高位時，才三十九歲。
那是局勢最不明朗的年頭，這么年輕就身居高位，外頭的人都議論，說他是坐著直升機飛上去的“福將”。
但孫健自個兒心里跟明鏡似的。
剛進北京那會兒，他在辦公區的院子里溜達了幾圈，盯著一塊空地發呆。
換了別的領導，多半會讓人栽點花花草草，弄個涼亭假山啥的。
孫健倒好，一拍大腿：這地荒著也是荒著，種莊稼吧！
他可不是擺拍作秀。
只要手頭沒工作，這位大首長就拽著秘書和警衛員下地干活。
翻土、澆水、上肥，連茄子秧之間得留多寬的縫，他都門兒清，挽起褲腿干得比誰都歡。
這一出，把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看傻了。
私底下，不少人還在背地里發牢騷，覺得自己跟了個“倒霉”領導。
為啥這么說？
因為那時候，別的大首長雖然也提倡節儉，但內部多少有點福利。
比如能弄來一些不對外放映的外國電影看看，或者偶爾有出國的機會，帶點洋玩意兒回來，身邊人也能跟著沾點光。
到了孫健這兒，那是連想都別想。
他是真不懂這些門道，也壓根沒心思去鉆營那些“特權”。
在他看來，當大首長跟當車間工長沒啥本質區別，無非就是管的攤子大了點，地里的白菜該咋種還咋種。
于是，有人背地里笑話他“土得掉渣”。
可這真的是“土”嗎？
有回散步，孫健碰上了老革命谷牧。
谷牧資歷深，為人厚道，看見孫健總是孤零零一個人，就關心地問：“怎么不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來團聚？”
按常理，身居高位，把家屬接來安排個工作，那是順水推舟的事。
孫健卻回了一句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師傅，您看哪有學徒工帶家屬的道理？”
谷牧聽完，哈哈一笑。
可細琢磨這話，里頭藏著的生存智慧深不可測。
孫健給自己的定位，死死地扣在“學徒”這兩個字上。
在那個風云變幻的特殊時期，他太清楚自己的底色了——原本就是個翻砂工人，如今雖然坐在高位上，但凡要是真把自己當成了“官”，搞不好哪天就粉身碎骨。
既然是“學徒”，那就不能拖家帶口，也得隨時做好“出師未捷”卷鋪蓋回家的準備。
這種看似自嘲的說法，實際上是他給自己留的一條退路，也是一種極其高明的自我保全。
沒過多久，這種清醒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1977年夏天，風向突然變了。
孫健那會兒正在外地考察，北京的一個電話直接打到了案頭。
電話那頭口氣生硬，只傳達了四個字：停職檢查。
這就好比晴天一個霹靂，對于絕大多數習慣了權力滋味的人來說，這一下子就能把魂兒嚇飛了。
可孫健的表現，鎮定得讓人心里發毛。
放下電話，他沒哭天搶地，也沒四處找人求情，就是安安靜靜地收拾行李。
最后上面有了結論，讓他回天津機械廠，接著干工人。
臨行前，他和妻子龐秀婷見了一面。
龐秀婷是那種老實巴交的家庭婦女，早些年孫健在外頭搞建設，七年不著家，家里家外全靠她一個人死撐。
好不容易盼著丈夫出人頭地了，這還沒享幾天福，一下子又要被打回原形。
妻子嚇得渾身哆嗦，那是對未知命運本能的恐懼。
這時候，反倒是孫健給她吃寬心丸。
他跟妻子交了三句底：
“頭一條，我絕不走絕路，你把心放肚子里。”
“第二條，我相信組織。”
“第三條，這個家還得靠你，孩子得你拉扯。”
這三句話，一句是保命底線，一句是政治表態，一句是回歸家庭。
他之所以能這么坦然，是因為從心理上，他壓根就沒離開過那個翻砂車間。
他在中南海種菜、他不看“內部片”、他不接家屬，所有這些當年被笑話的“土氣”行為，這會兒全成了他軟著陸的氣墊。
他本來就是個工人，現在不過是脫了官服，回去干老本行罷了。
回到天津機械廠，日子反而給了孫健一個驚喜。
在高位的那三年，孫健其實過得并不痛快。
擔子太重了。
從地方到中央，跨度大得驚人。
他那時候落下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整宿整宿盯著天花板睡不著，全靠當年當工人練出來的那股子狠勁硬頂著。
這一回到了車間，重新摸起那些冰冷的鐵家伙，聞著那一言難盡的煤煙味，聽著機器轟隆隆的響聲，怪事發生了。
每天出一身臭汗，把筋骨徹底累透了，到了晚上，腦袋剛沾枕頭就打起了呼嚕。
折磨他好幾年的頑固失眠，居然不藥而愈。
翻砂、鑄造，這些年輕時干慣了的粗活，倒成了治愈他的靈丹妙藥。
到了1985年，天津要上一條德國的摩托車發動機生產線，這活兒落在了機械廠頭上。
廠長琢磨來琢磨去，覺得蓋新廠房這事兒，非孫健莫屬。
這時候的孫健，早就沒了“前首長”的架子。
這活兒可是個硬骨頭，工期緊得要命。
孫健二話不說，拿出了當年當車間主任的那股勁頭。
從跑各個衙門蓋章辦手續，到蹲在工地上盯著包工隊趕進度，他整天忙得腳不沾地，灰頭土臉。
有人看著心疼，問他這么大歲數圖什么。
他咧嘴一笑，說了八個字：“只有手腳忙活起來，這心里頭才覺得安穩。”
也就一年多的功夫，兩萬平米的大廠房平地拔起，設備調試一次成功。
憑著這份實打實的業績，后來他又被調去負責開發區的安裝公司，當了一把手。
后來有次廠里開大會表彰先進，有個老哥們跟孫健開玩笑。
那人說：“老孫啊，你當年上去得莫名其妙，下來得也是稀里糊涂。”
這話挺扎心，但也確實是大實話。
在外人眼里，孫健的仕途就像做了一場荒誕的夢，起得猛，醒得也快。
孫健聽了，哈哈大笑：“糊涂到了底，也就是真明白了！”
這句“糊涂”，其實透著大智慧。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多少人迷戀權力丟了魂，又有多少人跌落神壇后郁郁而終。
孫健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始終把自己釘在“工人”這個坐標上，一步沒挪。
當大首長時，他用“學徒”的心態種地，擋住了權力的腐蝕；
被撤職時，他用“工人”的本色兜底，扛住了巨大的落差；
重回崗位后，他用實打實的汗水，證明了自己還是塊好鋼。
不管坐在哪個板凳上，把手里的活兒干漂亮了，比啥都強。
這種踏實勁兒，比那個曾經的顯赫頭銜，更值得讓人咂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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